有些人的职业就是“挨骂”。在首尔一线警察署担任对话警察的A警监最近为自己定下了工作原则:无论集会参加者怎么骂,至少要默默听10分钟。这是他意识到警察一发火,本可谈成的对话也谈不成后得出的结论。他感叹说:“以前保守派的长者们还算友好,现在两个阵营都把我们当成敌人”,“做了好几年这份工作,最近真是只要去一天集会就精疲力尽。”
最近在弹劾赞成与反对的集会现场,常能看到身穿荧光色夹克的警察在安抚愤怒的示威队伍。仔细看夹克,衣服前后都印着“对话警察”字样。戒严之后集会剧增,在现场与示威者、市民沟通的对话警察作用日益加大。现场警察们一致表示:“成就感很大,但沉重的情绪劳动和长期的人力短缺已让我们接近极限。”
据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15日消息,去年举行的共计8万8823起集会中,有8万3585起投入了对话警察。按比例计算为94.1%,比2020年的55.4%上升了近40个百分点。
对话警察投入增加,是因为其在现场的效果得到了验证。据刊登在韩国警察学会报上的研究论文,投入对话警察的警署与未投入的警署相比,违法示威减少约54.5%。进入弹劾政局后,赞成与反对势力之间对立加剧,对话警察的作用更大了。
特别是在集会常设地点首尔市中心,部署了众多“老手”对话警察,能更老练地化解冲突。今年1月,一名因反对总统尹锡悦被拘留而自焚的市民最终身亡,反对弹劾一方试图设置非法灵堂,警方经过劝说最终予以阻止,就是代表性案例。与到场区厅职员发生口角的这些人,在南大门警察署警察“(如果强行设置)可能因妨碍公务执行受到法律处罚,在市民眼中也可能被视为过激团体”的劝说下,最终只召开记者会便离开现场。
不过现场警察们坦言,与冷静的外表不同,内心正饱受职业倦怠折磨。龙山警察署所属警卫李东勋说:“压力太大时就干脆开启‘自主沉默模式’,只听参加者说话。”噪音污染和长时间站立工作对他们也是巨大痛苦。南大门警察署所属警查李善宇表示:“周围同事中相当多人常年伴有耳鸣和下肢静脉瘤”,“最近事实上每周工作7天成了基本状态,压力更严重了。”
现场警察一致表示,增编人力迫在眉睫。通常由情报科所属警察兼任对话警察工作,他们指出应转为专职编制,或增加其他部门的人力支援。对定期心理咨询、治疗等压力管理项目的需求也很大。虽然存在面向对话警察的“应对群体心理能力强化项目”,但预算每年仅停留在4000万韩元。东国大学警察司法学院教授赵永一强调:“对话警察属于精神健康高危群体”,“不仅需要精神健康促进项目,还需努力争取警方预算,使他们能在工作单位附近的医院接受咨询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