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进民主国家,正如瑞典萨尔特舍巴登协议的经验那样,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对话与妥协来解决问题。”
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权奇燮再次强调了应通过社会对话解决我国社会诸多问题的原则。
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13日表示,权委员长在驻韩瑞典大使馆会见驻韩瑞典大使卡尔·乌洛夫·安德松,就劳动议题和社会大妥协进程进行了讨论。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是隶属总统的劳动界、经营界与政府的社会对话机构。
直到20世纪初,瑞典仍被称为“北欧病夫”。失业率一度升至40%,罢工频发。为这一危机带来转机的,是1938年劳动界与经营界团体签订的萨尔特舍巴登协议。劳动者接受经营界在解雇、罢工等方面的要求,同时促使企业增加就业岗位。经营界得到了想要的劳动灵活性,劳动界则享有了期待的雇佣稳定性。正是得益于这一共生模式,瑞典得以克服经济危机,这一点获得广泛评价。瑞典还积极推行母性保护政策,跻身代表性福利国家。
然而韩国的劳资关系却被批评为对立且敌对。在工会组织率仅为13%左右的情况下,工会集中于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大企业和公共部门。由此,与没有工会带动加薪的中小企业之间工资差距很大。
权委员长表示:“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也在(通过劳资政对话)探索高龄者继续雇佣方案”,并评价称“瑞典通过听取各阶层意见,推动了成功的制度改革”。瑞典没有名义上的法定退休年龄,而是通过设立保护退休年龄雇佣的法律装置,创造了可工作至69岁的条件。但韩国关于继续雇佣方案的讨论因劳动界不参与等原因而遭遇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