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3 | 서경IN

今非昔比的“不友善日本人”[林炳植的日本与日本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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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朴薰教授所写的《危险的日本书》时,我不禁莞尔一笑。那是关于日本人的亲切的一段文字,在很多方面让我深有同感。我自己在日本各地走动时,也正感到日本人不像从前了。朴教授在《变得不亲切的日本人》一文中写道,日本人已不再亲切,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称留学日本时曾被日本人的亲切所感动的朴教授说,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产生怀疑。因为店员待客的语调和态度实在太过一致。他把这种剔除了感情的亲切命名为“机器人亲切”,并为日本人不够坦率的国民性感到遗憾。他还说,那样的日本人如今(意外地?)变得很不亲切了,对此表示欢迎。

朴教授说,他在居酒屋要求把清酒杯倒满,结果被店员用锐利的眼神盯了一眼。他说这是自己在日本第一次被客人般的自己被人怒视,并对这种不亲切作了正面解读。摆脱机械式亲切,是日本青年一代变化的自然结果。我认同朴教授带着善意的解读。但作为曾经历过令人皱眉的极端不亲切的人,我难以完全赞同。近来在日本走动时,感到“这不对啊”的次数不止一两回。正如偶然反复便成必然、失误反复便成恶意,接连不断的不亲切与无礼,让我重新审视“日本的亲切”。

去年秋天在东京附近箱根的经历,现在想起来仍觉不快。作为著名温泉旅游地,箱根离东京近,全年游客络绎不绝。箱根旅行以强罗站为中心展开,所有巴士和登山列车都在强罗站发车和到站。因为我要在终点站强罗站下车,所以没有按铃。我想着巴士停车后自然就能下去。到终点后我说要下车,巴士司机一脸不耐烦,嘟囔了一句“八嘎雅路(蠢货)”。那一瞬间我提高声音反问:“什么?八嘎雅路?”他一脸慌乱,含糊其辞地说“我没那么说”,把事情糊弄过去。我想那也许是每天跑同样路线、厌倦于重复日常而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但仍难以容忍。

在东京银座乘机场大巴时也遇到类似的事。我问是不是上车的队伍,一名中年女性冷冷地回了句“是”。直到巴士即将出发时,我才大致明白她那不客气的言辞从何而来。原来是临近发车时间,她的丈夫和女儿还没到,她焦急不安。我并非一味期待亲切,但仍感不快。今年1月在别府也是如此。我把行李放进开往福冈机场的巴士行李舱后上车,一名中年女性激烈地向司机抗议说我插队。那是预约座位,对她不会有任何不利,我也并非想插队。尽管如此,看着连小事都如此敏感应对的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变化真大。朴薰教授把日本年轻一代的不亲切视为积极变化,但我的情况不同。因为遇到的都是中年人,而且不亲切与无礼已远远超出了限度。

当然,如今在日本的地方小城市,我仍时常体验到令人感动的亲切。虽然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过于夸张,但“亲切的日本”是一项正面资产。偶尔我会遇到身边有人把日本人的亲切贬为并非“真心(本音)”而是“表面功夫(表面话)”。每次我都反驳说:“那你连模仿都做到了吗?”如今那样的日本人变了,让我为难。亲身经历的事例相当令人困惑。这在东京等大城市和著名旅游地尤其常见。虽然可以理解为“生活艰难,人就变得刻薄”,但不快仍难以避免。我想这或许是源自以无限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属性的变化。

对他们而言,外国人已不再是客人,而只是打破平静生活的“入侵者”。进而不过是赚钱的对象。所以在亲切之前先生出了厌烦。我猜想,轻视东方人的国民性也起了作用。我们也一样,但日本同样有在白人面前恭顺、对东方人却随意相待的倾向。何况轻视并警惕曾经是殖民地、如今在许多领域成为竞争对手的韩国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当日本经历“失去的30年”而徘徊时,“韩国制造”从家电到半导体,令人生畏地取代了“日本制造”。

尽管如此,日本人的亲切依然令人感动。去年秋天,我前去采访一生致力于为朝鲜独立运动家免费辩护的布施辰治律师,以及在关东大地震中救下300余名朝鲜人的大川常吉署长,途中遇到的日本人让我十分感动。他们停下洗车、中断修剪庭院树木,用自己的车为我指引。要用一句话界定过度亲切与无礼的不亲切并存的日本社会并不容易。亲切与否也会因个人性格而异,因此也要警惕成见。只是我仍希望,即便是做作的,日本人的亲切也能延续下去。习惯久了也会成为态度。我相信,日本人表面功夫式的亲切,也随着时间转变成了令人感动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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