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2 | 최형욱 논설위원

[周四晨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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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7年底外汇危机达到顶峰之时。在韩国第15届总统选举次日的12月19日,美国白宫战情室地下掩体内,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等人聚在一起。鲁宾表示,尽管当年12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了救助措施,外国资金仍从韩国撤离,因此韩国经济没有复苏可能,应交由市场逻辑处理。此时把韩国从国家破产危机中救出来的是美国的外交安保路线。奥尔布赖特和科恩把鲁宾逼到角落,称若韩国发生政治、社会混乱,可能引发与美军隔停战线相望的朝鲜南侵。最终,对韩国的提前救助获得决定。

运气也站在韩国一边。当时比尔·克林顿政府对将一生献给人权与民主化斗争的当选总统金大中态度友好。克林顿总统日后回忆说“我非常尊敬金大统领”。作为纳粹德国大屠杀受害者后代的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评价金大中是“足以与(捷克首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相媲美的人物”。这与如今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连一通电话都打不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现实形成对照。今年1月特朗普就职典礼时,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访美团甚至未能进入就职典礼现场。

韩国从最贫穷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靠的是我们父母一代的献身。虽是悲剧性现实,但导致南北分裂的美苏冷战格局也起了一份作用。美国把韩国和日本作为阻止共产主义的东北亚前哨基地,提供了大规模援助与安保保护伞。1990年代以后,对美国而言,韩国是展示美国式价值优越性的骄傲。韩国是美国以军人牺牲加以支援的国家中,唯一同时实现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案例。

美国安保、国防相关人士对韩国的偏爱,在每次经济危机时都成为支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与韩国签署货币互换,“血盟”意识也起了很大作用。特朗普第1期政府时期,得益于军方出身政治人物的火力支援,美国对韩国的“关税炸弹”力度有所减弱。

特朗普总统的逻辑是反过来的。意思是此前在军事上帮了很多,所以要拿钱出来。他从韩国、加拿大、欧盟(EU)等Woobang Construction开始集中开火。攻击别国弱点、大国之间分享利权、图谋领土扩张等,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怀旧毫不掩饰。支撑美国单一霸权、引领韩国先进化的民主主义、自由贸易、与同盟的合作等普遍价值已无处可寻。中国、俄罗斯等借此扩大活动空间,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安保与经济冲突令人担忧。

即便我国政界跨党派合作,也难以轻易克服危机。尽管如此,执政党与在野党不但不向国民呼吁忍耐,反而因意识到提前大选而一味政争,忙于讨好选民。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打着尚未到来的人工智能(AI)时代旗号,提出“引入每周四天工作制”“无增税的基本社会”等玫瑰色未来。他说:“乌克兰战争也是无人机战争,为什么数十万年轻人要坐在军营里消磨岁月?”这等于只是给特朗普提供撤走驻韩美军的借口。国民力量党拿不出政策愿景,只高喊“反李在明”“撤回对尹锡悦总统的弹劾”。

韩国经济曾把石油危机、外汇危机等无数危机转化为机会,书写了成长故事。问题在于,沉醉于反复克服危机的成功故事,对危机本身变得麻木。如今是与以往不同层次的内忧外患局面。过去10年虚度光阴,导致陷入低增长固化的危机,而使韩国高速增长成为可能的国际秩序与价值同盟正在崩塌。政治人物为自保而助长国论分裂,连过去克服危机的原动力——韩国特有的复原韧性与凝聚力也正在消失。连“国民内战”这样极端的词汇都从执政党与在野党领导层口中说出。照此下去,真可能出现安保与经济的复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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