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框架的时代。新闻通过社交媒体算法和网络社区被消费的环境,使框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政府或政界若想主导议题,一击即中的信息似乎成了必备要素。框架有助于把复杂的现实议题简单传达,从而获得大众认知与支持。但在政策过程中,却会出现比想象中更多的问题。以《别想那只大象》一书闻名的框架专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把框架定义为“形成思维体系的精神构造物”,并指出当某一议题被置于强有力的框架之中时,越是试图否认它,该框架反而越被强化,出现这种悖论现象。结果是,被框架困住的大众或企业,很可能在排除替代视角与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看待事情。这也容易走向助推“赞成与反对的两极化”,而非实质性的“政策共识”。
片面框架引发的副作用多种多样。第一是本质被扭曲。通过框架把议题简单化,容易省略结构性原因或多元利害关系。例如新冠疫情初期,把防疫失败责任推给特定群体或个人的框架扩散开来,结果弥补防疫体系本身局限与制度缺失的讨论被搁置一旁。当只剩下大众的情绪反应时,真正必要的防疫对策必然变得空洞。
第二是框架竞争所助长的社会冲突。围绕气候变化政策,“碳中和不可避免”与“妨碍经济增长”这类极端对立格局是代表性例子。一方提出框架,反方越是以完全相反的框架应对,政策整体就越流向党派对立,大众也越走向极端。媒体和社交媒体越是煽动这种对立,建设性讨论就越逐渐消失。
第三,政策一贯性与信任的受损也是大问题。政界若为短期利益频繁更换框架,大众便会怀疑“政策的真诚性”。例如,最初被称为“为全体国民的必要安全网”的福利政策,一旦财政问题浮现就转为“国家过度干预”的框架,信任必然受损。
最后是过度政治化导致难以达成共识。政策讨论若偏离本来的问题解决目的,沦为政党间的位置之争,建设性辩论与共识形成就变得困难。若把公共医疗改革只推向“社会主义医疗体系”与“侵害市场自由”的意识形态争论,那么改善医疗基础设施这类实质性思考就容易被搁置。
正因片面框架带来的副作用不少,如今应通过议程设置引出多层次讨论。把一项政策课题划分为“经济、社会、环境、制度”等多个层次、进行综合性切入的议题树(issue tree)方式,能够摆脱极端赞否格局,寻找合理解法。例如把“亲企业”与“保护劳动者”这类二分法的劳动政策,拆解为“就业稳定性”“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财政的可持续性”“产业结构变化”等细分议题,加以系统审视。
灵活的框架设定同样重要。与“扩充社会安全网”这类断定式表述相比,提出“为未来世代的可持续福利改革”这样包容、开放的框架,谈判空间会更大。在此基础上积极运用政策叙事(Policy Narrative),以“问题界定—解决方案—预期效果”的结构讲述,可以让大众连锁式地理解问题的脉络、解决方案及其影响。
在执行层面,重要的是设计多层次的谈判结构。需要按各阶段逐步导出可达成共识的部分这种渐进式路径。为此,应以制度保障市民社会、专家、企业、媒体等多元利害关系方的参与,并设立能够承担冲突调解与仲裁的机制。
归根结底,框架虽是能在一瞬间发挥强大影响力的工具,但必须时刻记住,它可能引发政策陷入僵局或社会冲突加剧的副作用。因此,不应是“框架战争”,而应让“通过议程设置的多层次讨论”成为政策执行不可或缺的流程。
信息与故事永远强大。但在现实中若要实现政策,就需要超越框架、把社会议程政策化的精细过程。没有这一过程,框架的优点会消失,只剩下缺点,只会妨碍制定可持续、可预测的政策。切不可忘记,好政策并非诞生于好框架,而是诞生于充分的讨论与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