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现实——像在慢慢煮沸的锅里的青蛙一样,没能察觉眼前的现实,却正走向悬崖边。12·3紧急戒严的宣布,是向(国民)宣告国家正处于亡国性危机状况。”
以“尊敬的各位审判官、亲爱的各位国民”开始最后陈述的尹锡悦总统,25日在韩国宪法法院大审判庭举行的弹劾审判最后陈述中回顾说,“宣布紧急戒严后的84天,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同时他主张,“12·3紧急戒严与过去的戒严完全不同。这不是以武力压制国民的戒严,而是借戒严形式向国民发出的呼吁”。对此,作为国会弹劾追诉委员的法制司法委员长郑清来表示,“说12·3戒严‘什么都不是’只是辩解。被请求人(尹总统)陷于选举不公的妄想,是可能再次实施紧急戒严的危险人物”,并主张迅速罢免。
尹总统当天在最后陈述中,花了大量时间解释“戒严的正当性”。他称,在野党的连环弹劾、立法暴走、预算暴行,即是“扰乱国家宪政”和“国家紧急状态”。尹总统指出,“间谍已进一步演化为颠覆体制、摧毁大韩民国自由民主主义的活动,但由于民主党政权强行立法,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的对共侦查权被剥夺,巨大在野党在剥夺国家情报院对共侦查权之后,甚至主张废除国家保安法”。他接着批评说,“他们把要守护国家和国民安全的总统骂作‘战争狂’,把应对朝鲜核威胁的韩美日联合演习诬为‘极端亲日行为’”,“第一次总统弹劾追诉案中明确写着‘敌视朝鲜、中国、俄罗斯’是弹劾理由”。
当天双方代理人在最终辩论中也围绕12·3紧急戒严的违宪性等展开了到最后一刻的激烈交锋。尹总统方代理人金桂利律师再次强调戒严宣布的正当性称,“这是为了告知因反国家势力掌控社会、巨大在野党的‘法西斯行为’等而陷入危机的国政状况,为向国民发出呼吁而宣布的紧急戒严”。
车基焕律师表示,“中国和朝鲜的混合战正在展开,由于国会滥发弹劾,行政部、司法部、韩国宪法法院陷于瘫痪,加之国会立法暴走和不加区分地削减预算,总统判断这是政府难以正常运作的‘国家紧急状态’”。他接着比喻说,“紧急戒严是哪怕拉响火警也要拯救这条船的船长的忠情”。宪法第77条第1款规定,“总统在战时、事变或与此相当的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依法律规定宣布戒严”。
金桂利律师还说,“民主党至今共提出29次弹劾动议,但迄今没有一次被采纳”,“紧急戒严之后我仔细读了讲话稿,确认了因怀孕、生产、育儿而不曾知晓的民主党的恶行、一党独裁与法西斯行为,才参与本案辩护。我被启蒙了”。都泰佑律师则突出选举不公疑云,称“在司法部、立法部、行政部任何一方都未能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进行有效制衡与监督的情况下,其自我净化能力受到质疑”,“身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是唯一能够制衡选管委的存在”。
国会方面当天派出9名代理人全面出击,正面反驳尹总统方的主张。其要旨是,尹总统宣布紧急戒严是破坏大韩民国宪法的行为,也是颠覆民主共和国的行为。
国会方面将12·3紧急戒严评价为“以军队为工具的内乱”。金善休律师强调,“在5·18内乱审判中,执行全斗焕指示的军人也全部受到了处罚”,“作为违宪违法行为的最终命令权人,将他们动员为内乱工具的被请求人负有最重的责任”。李光范律师表示,“尹总统已因内乱首谋罪被拘留起诉并受审,即便免于罢免,难道能免于处罚吗?还能再把国政交给他吗?谁能保证他复归后不会宣布第二次、第三次紧急戒严?”他还针对尹总统方一贯主张的“选举不公论”批评说,“主张查明选举不公疑云、检查选举系统是宣布紧急戒严的目的,这种说法太过牵强”。
对于尹总统称针对自己的弹劾审判与侦查是“政治工作”的主张,国会方面也明确划清界限。李光范律师表示,“被请求人的主张与那天(去年12月3日)夜里他直接向一线指挥官下达的命令、与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场情况正面相悖”。其主张是,尹总统方反而在为向极端支持层呼吁而散播阴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