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生产率的讨论,感觉就像‘政治场’。”
这是贯穿Seoul Economic Daily为诊断今年在政治不确定性笼罩下的就业与劳动市场而主办的座谈会的一句话。为了如快刀斩乱麻般切断我们社会的不合理并树立路标,历届政府都推进过劳动改革。但外界评价认为,本届政府的劳动改革同样在激烈的劳资冲突与政争中失去了方向。
14日在社会对话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两个小时里充满了对超越劳动市场、蔓延至整个社会的危机的忧虑。座谈将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劳动市场旧习定性为“弊习”,并对使这一状况更加恶化的政界发出尖锐批评。与会者再次就劳动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并提出公正与劳动生产率这一新论题作为替代方案。座谈由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权奇燮担任主持,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赵东哲、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许在准、翰林大学兼任教授崔荣基参加。
——1月青年就业者情况不佳(较一年前减少21.8万人)。建筑业也一样。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与就业市场?
△赵东哲院长=老龄化正在结构层面产生影响。今年的经济前景也不明朗。今年全年就业者(增幅)预测为10万人,预测值可能随情况进一步下调。不过建筑业从建筑许可面积等先行指标看,“最糟”阶段似已过去。今年下半年就业市场可能好于当前。戒严政局的最大不安因素是金融。但CDS溢价(国家对外信用指标)仅在3~4个基点波动,金融受到的影响小于朴槿惠弹劾政局时期。
△许在准院长=当前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如何妥善协调弹劾政局,以及积累了数十年的体系能在多大程度上正常运转。从就业动向等指标看,“基本面”似乎还在。当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中国、俄罗斯、中东等对外不确定性仍存在。如果(政府)能找准机遇因素、稳住重心前行,也可能变成无须担心的局面。
△崔荣基教授=仅从经济周期看,去年12月的就业指标(就业者数3年10个月来首次负增长)是不常见的。今年1月政府作出努力,把就业(成绩)稍稍拉了上来,但问题是看不到民间拉动就业的诱因。短期内为改善就业指标,需要政府的财政作用。若到了选举季,如以往那样,预算部门连原本没有的预算也会做出来。
——关于劳动市场结构性问题的社会对话讨论已经停摆。当下最紧迫需要处理的劳动市场制度与规范是什么?
△许在准院长=去年戒严状况发生之前,我曾认为60岁退休后重新签订雇佣合同的继续雇佣(在方法论上)较为现实。劳动界不赞成这一方式,但这是一般的共识过程(寻求同意的过程)。(继续雇佣)既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也能触及提高女性经济参与率这一支点。最近半导体特别法中的工时弹性,以劳动界的传统观点无法赞成。但每周52小时上限制若无契机就不会改变。在保障劳动者每日连续休息11小时的前提下,包括每周工作4天,劳资双方都应就自主探索方向进行讨论。
△崔荣基教授=劳动市场改革是长期课题。评价本届政府三年,三项改革(劳动、医疗、教育改革)中免于不及格的是劳动改革。(通过改革)虽未把劳资关系转为合作型,但劳资关系中长期的违法与变通惯例,我认为已跨过一个阶段。但看工资、工时、黄色信封法(扩大使用者概念、限制对工会过度索赔)、半导体特别法,仍然是“政界”在拖后腿。我也赞成特别法中对52小时制的暂缓适用。令人担忧的是,执政党与在野党把这一议题当作政争工具,助长冲突而非妥协。改革需要政治领导人的觉醒,以及(政界等)主导国家改革课题的责任感。若把劳资关系政治化利用的弊习不消失,劳资变化与劳资合作就难以实现。
△赵东哲院长=劳动市场问题在于,太长时间连过去的弊习都原样带着走。至少(我们社会)应该看清“灯塔”在哪里再走吧。国家要一直用统一标准来规制雇佣、工资体系、劳动制度到什么时候?也应该想一想,某些企业按月或按季度(适用工时)为什么不行。特别是在劳动市场,(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似乎被遗忘了。劳动之后的工资可以看作贡献(contribution),那么贡献少的劳动者与(并非如此的劳动者)获得相近报酬,这合适吗?如果报酬由年龄、学历、逢迎(人情)等第三因素决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非生产性状态。若能与生产率很好匹配,也就有理由维持退休年龄或不解雇员工。我的朋友在波音公司工作了60年。二十出头进入企业,如今已经80岁。美国没有退休年龄限制才有可能。无论什么结果,只想用统一标准来解释,问题就解不开。
——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很严重。两极分化既是青年就业、延长退休年龄、代际冲突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
△崔荣基教授=两极分化归根结底是企业规模的问题。中小及微型经营场所的雇佣规模过大。(劳动市场)底端提高最低工资、推进正规职化,结果仍力不从心。这一状况文在寅政府(大幅提高最低工资、非正规职转正)不是已经展示过了吗。欧洲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和劳动标准促进了产业合理化。如果我们要采用这种欧洲方式,就必须投入规模巨大的产业合理化基金。不过基金必须以合理方式把微型经营场所、自营业者、员工不足5人的经营场所等包含进来。在就业吸纳效应大的中小及微型经营场所,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正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发生。政府应把财政用在生产率高的地方,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短期岗位。
△赵东哲院长=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工资差距在1980年代约为10%,现在是两倍(大企业工资为100,中小企业工资约为50)。首先是因为中国开放后,相对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未能完成结构调整。再看大型购物中心进驻时中小商圈阻止其进入的问题。我认为大型购物中心能够、也应该吸纳当地的就业。把(劳动者)继续留在没有竞争力的地方,这种事已经做了数十年。解决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按企业规模、雇佣形态的差距)的大前提是吸纳就业。我们曾有“三星共和国”之说,但大企业在整体雇佣中的比重还不到15%。美国超过50%。
△许在准院长=正如赵院长的诊断,我们大企业从业者比重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我查看过台湾、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工资,即便是工程师也在年薪4500万韩元左右。韩国做类似的工作年薪超过1亿韩元。在大企业从业者比重偏低的情况下,存在大企业这个“高薪孤岛”。也看看现代汽车与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工资水平。两者起薪为5000万~6000万韩元,起初相近,但10年后现代汽车超过1亿韩元,零部件企业仍停留在现代汽车的一半水平。解决方案是,在存在厂内承包的产业,总承包企业以及总承包方劳资双方都应发挥责任感。工种差别不大、还从事更危险工作的厂内承包工资只有总承包的60%水平,积累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需要替代方案。我想以“我们社会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这一提问来询问替代方案。
△赵东哲院长=我一再强调生产率。(劳动市场)没有生产率的讨论,感觉就像“政治场”。归根结底,工资问题、总承包与分包问题也都可以用生产率来解释。共产主义为何败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切断了生产率与劳动者报酬之间的连接环节。如果对我的报酬由其他因素决定,没有人愿意努力是理所当然的。淑明女子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朴润洙正在做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以韩国、美国、日本为对象,就工资与学历、年龄、经历、性别等工资决定因素做了回归分析(把某一变量视为由其他变量解释,从而考察其关系的方法)。结果显示,我国的工资决定因素被解释得太好,而美国和日本有很多无法解释的部分。这一结果说明,我们的工资是由表面的、显眼的东西决定的。也就是所谓的“招牌”。生产率本应由周围共同工作的人等本来看不见的部分(纯粹能力)来解释。像我们这样工资能被解释得如此充分,并不是好的体系。
△许在准院长=是增长与复原力。20年来一直有增长与分配之争。是增长优先,还是预算分配到哪里之类。关于特朗普的出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做过明快的总结:即使自己没有意识到,时代也可能被颠覆。我们必须正视无法代表时代的人。如果高增长得以延续,我们社会的冲突会变得如此尖锐吗?需要在追求增长的同时,由合适的人推出合适的对策。
△崔荣基教授=是公正。法规应以自主性运行,工资应以生产率为基础,并需要按付出劳动给予公正的支撑(报酬等)。我还想强调协调分歧的合意能力。特别是我国创造合意的能力几乎见底。政界似乎想像修宪那样一举解决这一状况。但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开始。感觉连国家的政策能力都在逐渐耗尽,令人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