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任,全球经济秩序的大变局开始了。对盟友也毫不留情的特朗普第2期政府发出关税宣战,全球正卷入贸易战的漩涡。同时,以实力为先、最大化本国利益的各自求生逻辑正在吞噬世界经济。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院长李敏旭24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当前是大转型与超不确定性的时代”,“现在是从以商品出口为主转向服务出口以及投资、人力、技术交流等多层面对外经济战略重构的时候。”他建议,为应对特朗普第2期政府,“有必要像日本那样在对美投资和产业、技术合作方面达成共识”。李院长表示:“今后的世界秩序不会是二分法式的冷战格局,而会呈现多个国家与势力之间复杂的合纵连横态势”,“与处境类似的日本、台湾、德国,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桥梁作用的全球南方国家扩大合作十分重要。”
——以特朗普第2期政府上台为契机,全球经济与贸易秩序正在重组。
△数十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下稳定维持的贸易秩序,因保护贸易主义扩散、供应链扰动、地区冲突等而不确定性大增。在相互信任崩塌的情况下,恢复过去的贸易秩序也变得困难。今后的经济与贸易秩序将围绕以本国优先主义为基础的美中两强霸权之争而推进。由于中国增长放缓,美中之间的经济与军事差距短期内仍将持续,但依靠庞大内需经济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丰富的战略资源,中国的影响力今后仍将延续,两强体制也会长期存在。不过形成类似过去冷战时代那种二分法体制的可能性极低。我认为在多个国家与势力之间的竞争、冲突与合作中,将出现复杂的合纵连横。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到2050年前后,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口规模将达到中国的水平。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等经济规模也将进入世界前七,地缘经济学意义上的多极化将进一步推进。
——在全球环境变化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由于低出生率、老龄化以及整体经济成熟化,内需放缓在中长期内不可避免。归根结底,今后对外部门仍将左右我国经济的成败。但考虑到数字转型和全球霸权竞争等内外环境变化,仅靠以商品出口为主的既有战略难以延续增长动能。美国“本国优先主义”带来的生产基地转移压力,也是使商品出口放缓的因素。在这种条件下,必须重构不仅限于商品出口,还包括服务出口、对外与外商直接投资、人力流动、技术交流等多层面的对外经济战略。考虑到快速老龄化的小型开放经济特点,应制定并实施以确保海外专业人才和实现均衡的经常账户稳定为重点的政策。
——特朗普总统就任已约一个月,特朗普第2期似乎与第1期有所不同。
△过去一个月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举措可概括为五点:保护贸易主义、全面减税、放松监管、强化能源独立性、根除非法移民。基本理念与执政第1期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政策推进速度远快于以往。一个月内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就达73项,包括宣言、备忘录等在内的行政措施远超200项。尤其是贸易政策推进得非常迅速且呈波浪式展开。执政第1期时,对中国依据贸易法301条款加征关税是在一年半后才实施,而这次仅两周就对中国追加了关税。关税措施的对象和范围大幅扩大。第1期时除中国以外,主要是针对钢铁、铝等特定商品的措施,而现在预告的是普遍关税、对等关税等极为广泛的关税壁垒。
——您如何展望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走向。
△如果说特朗普第1期政府的主要目的是牵制中国的不公正做法、化解美国贸易逆差,那么这次还加上了把对外关税用作国内大规模减税的财政收入来源的目的。由于这是与国内政治挂钩的议题,令人担忧的是关税可能超越单纯作为谈判策略的界限,走上不该走的路。关键在于美国的物价走势。如果关税余波引发通胀现象、民众不满加剧,明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有可能成为关税政策的转折点。可以认为,特朗普贸易政策能否持续取决于美国的宏观变量。
——要应对特朗普政府,我们应该怎么做。
△美国正从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入手。韩国短期内不会成为目标,但美国重视的汽车产业将受到关税影响。不过美国的关税政策不仅针对我国,而是针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国。相对竞争关系不会有大变化,汽车关税对福特、通用的打击甚至可能大于现代、丰田。只要暂时忍耐并努力进行产品创新和提升生产效率,完全可以克服。即使关税威胁真正落地,对美依赖度高的我国若像中国或欧洲那样自动启动报复措施,风险很大。应像日本那样,聚焦于在贸易顺差、对美投资、产业与技术合作等方面达成有机共识,以减少损失。
——请提出韩美可以“双赢”的经济合作方案。
△美国若要在经济与军事上牵制中国,需要韩国的领域意外地多,比如半导体、造船、核电等。在造船业方面,美国甚至出现了修改禁止运营海外建造船舶的琼斯法和伯恩斯-托尔夫森法的动向。核电领域也因与美国西屋公司的知识产权纠纷已经结束,韩美可以携手开拓海外市场。特朗普时代是在这些领域发展技术、扩大市场的机会。应当好好利用当前危机,把它变成提升全球排名的机会。
——若美中霸权之争加剧,我国对中国的战略也须改变。
△撇开美中冲突不谈,首先需要改善对中国的认知。我们仍然把韩中经济关系理解为我方供应中间品、中国用低廉劳动力加工后出口海外的结构,但两国关系在结构上早已改变。除半导体以外,我国自2022年起已转为对华贸易逆差,供应链依赖的形态也出现逆转。在技术层面,中国在许多方面也领先于我们。需要采取这样的战略:不把美国和中国视为中心国与周边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是视为全球外交与经济的两个中心国家来加以对待。政府的思路也要改变。现在正是与美国强化全面同盟关系、与中国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启动战略对话以实现“双赢”的时候。应避免政治外交上的二分法思路。一方面要竭力管理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风险,另一方面要在不刺激美国的前提下寻求加强与中国沟通的方案。
——特朗普时代韩美日协作会有变化吗。
△从韩国和日本的立场看,与美国的协作是绝对必要的。对特朗普总统而言,在亚太地区拥有强大同盟也是加分因素。事实上,韩美日在戴维营宣布的三国安全合作,其开端正是在特朗普第1期奠定的。由于特朗普总统可能把韩美日协作视为自己的政治遗产,我认为韩美日合作不会有大变化。
——也有人提出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更广泛的协作。
△过去数年间,随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价值观相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受到重视。但在本国优先主义被强调的环境下,不能仅拘泥于价值同盟的框架。如今处境相似的国家之间的协作变得重要。例如,预计将因美国保护贸易措施受损的国家之间需要相互合作,为恢复自由贸易发出共同声音。从这个角度看,与日本、台湾、德国等的沟通与合作十分重要。还应把合作的外延扩展到印度、东南亚、中南美等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桥梁作用的全球南方国家。现在正是韩国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称地积极扮演国际社会中间人角色、或在小多边体制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时候。
——在国际秩序剧变期却遭遇国政领导力真空,令人惋惜。
△条件并不轻松,但政府在做该做的事,利用民营企业自身网络的通商外交也在运转。最遗憾的是国内政治连民生问题都在制约的现实。执政党、在野党与政府的国政协商会议不也迟迟没有进展吗。在攸关生存的民生问题上,有必要排除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得失的干预,集中力量。
◆He is…
1967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高中、延世大学经济学系,之后在巴黎第九大学取得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等职,现任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教授。自2023年起休职,出任KIEP院长和韩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KOPEC)委员长。曾任韩国国际通商学会会长等职,现担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谈判民间咨询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