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至2002年间某电视台播出的古装剧《商道》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以朝鲜后期为背景的主人公商人在中国北京的琉璃厂买到《四库全书》,随后意气风发地回国。《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时期汇集中国各地知识编纂而成的卷帙浩繁的丛书(约3万6000余册)。当然电视剧是虚构的,但据说真实历史中被称为朝鲜“好学君主”的正祖也曾想求得这套《四库全书》,期待借此获得中国的全部知识。
正如上述,直到朝鲜时代,我国一直不断从中国进口知识。大概自公元前2333年檀君王俭建立古朝鲜以来,从外国引进思想与理论的历史就一直延续。只是从朝鲜末期起进口来源变成了日本,光复后又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我们是否有哪怕一次出口过韩国产的知识?不只是单纯的出口,若以贸易而论,在知识领域是否曾出现过顺差?大概没有。海外的思想与理论支配我们社会,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当然,近来我国的书籍也有被翻译并出口的。只是数量极少。笔者作为特派记者驻留中国北京期间,当地书店里不仅韩语原版书稀少,把韩国书译成中文的书籍也属稀有品种。在美国或日本也是一样。
相反,如今国内流通的书籍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国书的译本。在Yes24统计的2024年畅销书总计30种中,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作品(6种)以及英语学习书、韩国史学习书(6种)外,其余18种中有接近一半的8种是海外作家所著作品的韩语译本。若再算上《四十岁读(德国人)叔本华》这类书籍,外国书的比重还会更高。
当然,进口外国思想与理论并非只有坏处。思想交流始终是必要的。而且这些进口品也会本土化,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理论。这种现象也类似于我国国民出境旅游人数远多于访韩外国游客。海外旅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海外知识的吸收。
那么我们知识的未来会如何?在被公认为K文化强国的当下,“知识独立国”是否更近了一步?看看这样的数据。据文化体育观光部统计的最新一次国民阅读实态调查,2023年我国成年人的阅读率(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综合)为43.0%,比上一次调查的2021年(47.5%)大幅下降了4.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今“超过一半的国民一年连一本书都不读”。首次开展该调查的1994年,阅读率(当时仅以纸质书为对象)为86.8%。阅读率在二十余年间几近腰斩。
不读书,也就意味着不再生产书。据大韩出版文化协会的《韩国出版年鉴》,国内年度图书发行总册数以1990年的2亿4184万册为顶点持续减少。2010年为1亿631万册,2020年为8165万册,2023年仅有7021万册。
不写书,就不会产生思想、理论和知识。由此,我国可能永远被困在“知识殖民地”之中,这已不再是杞人忧天。
近来有关“书”的消息,无论在政府政策、报纸广播还是社会运动中都在逐渐消失。被谈论的是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服务(OTT)、流行歌曲、游戏、短视频、体育等。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阅读这一层面看,似乎也只是在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产生了短暂影响。
可以确定的是,近来风靡世界的“K文化”热潮,好在是建立在此前积累的知识之上的。若不再产生新的知识,我国文化内容产业的未来也难以保证。
韩江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在这种状况下获得的,实在令人惊叹。出版界一位人士最近这样说道:“过去问人们‘为什么不读书’,回答是‘工作太忙’或者‘电视和网上有太多可看的’。可如今问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反问是‘为什么要读书?’时代已经变成这样了。”
据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介绍,承担国内图书产业重任的该机构今年的预算仅为355亿韩元。据说这已比去年增加了27亿韩元。仍然是“杯水车薪”的水平。这正是应进一步加大对图书的支持与宣传的理由。
知识领域的贸易收支能否有一天实现顺差?也就是我们书籍的出口多于海外书籍进口的那一天。这并不只是为了赚钱。期待我们的思想与理论有一天能为世界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