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DFS)2020年宣布对以色列哈普阿林银行处以2.2亿美元罚款,折合超过3100亿韩元。处罚理由是哈普阿林银行帮助客户隐匿资产、收入信息以逃税。DFS是纽约州下属金融监管机构,被称为“华尔街的死神”。
相比之下,同年韩国金融委员会对存在海外利率联结衍生品基金(DLF)不完全销售问题的友利银行处以的罚款仅为197亿韩元,对韩亚银行也只罚了167亿韩元。当时这是经韩国金融监督院制裁审议委员会作出的机构罚款中历史最高水平,但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属低额。
反倒是金融当局此后在前友利金融会长孙泰升和韩亚金融会长咸泳周就DLF事件提出的重惩(问责警告)撤销诉讼中接连败诉。这是因为在发现金融事故或内部控制不足时,当局勉强对首席执行官(CEO)或高管施以重惩,却未对法人追究重大责任。专家指出,韩国也应像美国那样把制裁框架转向以法人为中心。
21日,Seoul Economic Daily对美国纽约州DFS自2020年至今年作出的制裁措施结果进行全面调查后发现,DFS通过同意令(Consent Order)对金融公司处以的罚款平均为4167.5万美元(约600亿韩元)。
去年8月以反洗钱(AML)规定不完善为由,对北欧最大银行北欧联合银行处以3500万美元(约500亿韩元)罚款即为代表性案例。2023年,DFS以未妥善执行内部控制为由对新韩银行美国法人(新韩美国银行)处以1000万美元罚款。若加上向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缴纳的罚款,总额达2500万美元(约360亿韩元)。
韩国金融当局对法人处以的罚款远低于美国。友利银行2022年因Lime基金不完全销售被处以的罚款为72.1亿韩元。同年NH投资证券因Optimus事件缴纳约52亿韩元罚款。京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韩相范表示:“监管政策应朝着对法人违法行为重罚的方向推进。”
相反,韩国对个人的制裁尤为突出。特别是发生不完全销售等内部控制事故时,包括CEO在内的高层高管无一例外成为处罚对象。也有分析认为,金融当局今年起正式引入的责任结构图也是以人事制裁为主的监管体现。责任结构图是预先确定金融公司内主要业务最终责任人的制度。一位金融业人士指出:“引入责任结构图的宗旨是明示各高管职员的内部控制责任、明确责任归属”,但“最终很可能被用作强化当局对CEO施压的手段。”
金融界也有评价认为,“金融公司发生事故→CEO被重惩→CEO提起不服诉讼”的模式早已固化。近来,前任和现任金融控股会长及金融公司CEO接连在与金融当局的诉讼中胜诉。前NH投资证券代表郑英采就问责警告处分向首尔行政法院起诉金融委员会,本月6日在一审中胜诉。去年12月,因Lime基金不完全销售被处以停职处分的前KB证券代表朴正林也在与金融委员会的一审诉讼中胜诉。
过去也有不少类似案例。前友利银行行长黄永基因衍生品投资损失2009年受到当局重惩,2013年在韩国大法院胜诉、恢复名誉。前KB金融控股副社长朴东昌因被指向表决权咨询机构ISS泄露内部信息而受到减薪3个月处分,但此后在2015年于韩国大法院获得惩戒撤销诉讼的终审判决。也有不少CEO在受到重惩后因当局压力而辞职。
由于监管以CEO制裁为主,围绕“优待”的争议不断。因为处罚力度低于市场预期的案例不少。西江大学经营学院教授金容振强调:“对于内部控制问题,应处罚组织而非个人”,“现行制度本身设计成向CEO追责,应将法律体系修改为集中强化对金融机构罚款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