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19 | 권구찬 선임기자

低生育率专家的家庭友好经营实验:“要留住人才,这不是选项而是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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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向低出生率“宣战”的庆尚北道于去年7月任命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祉学系教授郑在勋(61岁)为庆北幸福财团代表,并赋予其组织运营的全权。庆北幸福财团是庆尚北道为提升保健、福利、青少年等地区社会服务而设立的智库。郑代表一上任便举行“家庭幸福经营宣布仪式”,着手推进为克服低出生率而改善工作制度的工作。在前往财团所在地庆北龟尾市之前与Seoul Economic Daily会面的郑代表表示:“我打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尝试一切办法”,“目标是先在庆北幸福财团创出成果,再向地区社会扩散”。

郑代表针对150余名员工推行的“家庭幸福经营”,核心内容包括缩短生育、育儿期的工作时间,以及“三天在家四天在公司”、工作时间选择制(每周工作4.5天)、时滞上下班制、居家办公制等多种类型的弹性工作制。其特点是可根据工作性质和家庭条件选择多样的工作形态。对长期深耕低出生率研究的郑代表而言,这相当于在现场亲自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也是一位小学生家长——2015年年过五十时有了第二个孩子。

他的一贯主张是,要在持续20多年的低出生率战争中取胜,“形成女性不必为生育和养育子女而辞职的社会文化是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意思是,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必须摆脱职业中断和“独自育儿”的恐惧,出生率才会上升。他同时强调,克服了低出生率的欧洲案例值得参考。“欧洲随着女性就业率提高,1960至1990年代出生率急剧下降。德国还曾跌入超低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深渊。这被称为陷入‘过渡之谷’。当时欧洲各国构建社会照护体系,家庭友好经营自然落地,女性就业率与出生率同时上升。而我们至今仍未走出那个谷底。”

━ 劳动相关法律拖累企业友好经营……劳动界也须摆脱僵化

他说,也有劳动法拖累家庭友好经营的情形。例如,曾制定午餐时间只用30分钟就可提前30分钟下班的制度,但因劳动界反对称其违反《劳动基准法》的“休息时间保障”,至今未能实施。郑代表指出:“财团工会也同意了,但上级工会坚持遵守《劳动基准法》,谈判难以推进”,“在家庭友好经营方面,除企业自发参与之外,劳动界也应摆脱僵化、灵活应对”。

“家庭友好经营始于二三十年前的欧洲。值得注意的是,这既不是政府要求的,也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为了生存而自我转变。若职场难以养育孩子,企业辛苦培养的人才会离开,甚至根本不会入职。这也是我国不久将要面对的未来,将不是选择,而是必需。”

━ 有钱有子、无钱无子……儿童贫困率经合组织最低是低出生率的悖论

郑代表去年出版的《0.6的恐惧,消失的韩国》正面探讨了“有钱有子、无钱无子”这一通说,是一部引发话题的著作。“我国儿童贫困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处于最低水平。因为只有经济上宽裕才会生孩子。福利先进的欧洲儿童贫困率高,是因为接纳移民、单亲家庭多。我国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同样在OECD成员国中位居最高之列。”

政府充分支援生育、育儿费用能否提高出生率?郑代表表达了怀疑态度。“现金支援对处于生与不生抉择关口的夫妻会有帮助。问题在于,放弃这种选择、甚至从未考虑过的年轻人更多。从生育到婴幼儿期,政府确实提供了大量支援。问题不在这些基本费用,而在于私人教育费之类的‘压迫性费用’。政府无法连压迫性费用也承担。孩子一出生,妈妈就要面对职业中断和‘独自育儿’的恐惧,抚养负担压在爸爸肩上。生活满意度下降,年轻人会选择生育吗?”

他判断,前所未有的低出生率是过去压缩式高速增长的后遗症。郑代表解释说:“过去数十年间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增长话语,是当时的政治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社会催生了极度竞争,进而形成疲劳、不安、性别歧视的社会,结果落入了低出生率陷阱”。他同时强调:“人口对策必须有20至30年以上不动摇、持续推进的长期措施”,“要解决低出生率问题,需要国家大改造级别的政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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