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连员工工资、拖欠的货款等眼下必须支付的钱都没有、被逼到绝境之后,企业才会找到重整法院。可是,明明是因为没钱才走上法庭,讽刺的是,要想从企业重整程序(法定管理)中‘毕业’,却必须有钱。”
首尔重整法院院长郑俊永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如此表示:“公司重新站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是在申请重整之前就果断实施事前结构调整。”这意味着,重整法院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企业正常化奠定基础,因此在属于事后结构调整的重整程序之前,重整法院也要在事前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本月10日就任的郑院长,被公认为是2017年创设韩国首个重整法院、并搭建主要制度框架的破产法专家。他在2010年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破产部审判长后,被提拔为同一法院的破产首席部长法官。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破产部改组为首尔重整法院时,他出任首任首席部长法官。他曾负责韩宝集团、熊津控股等重大重整案件,还担任过破产法研究会会长。
郑院长强调,濒危企业重新站起来的黄金时间是申请重整程序前的6个月。他并解释说:“2011年我担任中央地方法院破产部审判长时,曾与中小企业家举行座谈会,大部分企业早在6个月前就已知道公司的危机。但公司单独与债权人根本谈不出有实效的结果,又担心一旦申请重整程序公司可能就此垮掉,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拖到很晚才找到法院。”
申请重整程序的企业会被打上“不良企业”的烙印,并因此在经营上遭遇更大困难——这种情况很多,正是他着手建立事前结构调整制度的核心原因。郑院长指出:“只要一申请重整程序,在法律程序开始之前,金融机构就宣布债务加速到期(EOD),公司内部人员争相跳槽到竞争对手。与客户的合同也被中断,反而在申请之后经营更加困难的情况很多”,“这就像漏水的船好不容易找到港口,却因为借不到钱连修船都做不到的现实。”
他所构想的事前结构调整制度,类似于在船有漏水风险时,出于预防提前备好零部件。即在不申请重整程序的情况下,利用自主结构调整(ARS)制度,由法院内的调查委员掌握濒危企业的财务健全性,企业则据此与债权团讨论替代方案。
郑院长关注的事前结构调整模式,是美国联邦破产法中的“第11章”制度。该制度让债务人在继续经营业务的同时重组负债、重建公司,就这一点与韩国的重整程序相似,但同时也被用作事前结构调整的制度。他强调:“第11章是在向法院申请重整程序之前,就与主要债权人预先协商结构调整方案”,“带着已达成一致的方案进入重整程序,程序会推进得更快,因此对企业正常化也是高效的方案。”
如果首尔重整法院引入事前结构调整制度,预计将对高效的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正常化大有帮助。因为在事前结构调整程序中,可以提前讨论引入外部资金或利用DIP融资(为处于重整程序中的企业从商业银行、政策金融机构等筹措资金的方法)等办法。首尔重整法院已与韩国资产管理公社(KAMCO)以及产业银行、信用保证基金等主要金融机构签订了为重整企业提供运营资金支持等的业务协议。
郑院长强调,事前结构调整可以成为提高对经济周期脆弱的中小企业重整成功率的替代方案。他表示:“重整法院受理的中小企业案件很多,中小企业重整是主要课题,要提高中小企业的重整成功率,需要金融机构的积极支持”,“应通过事前结构调整制度,让企业能够提前制定对策。”郑院长接着表达了抱负:“为了让我国所有企业不至于一次性倒下,我将通过事前结构调整寻找高效的重整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