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鹰派观点以及大幅高于预期的物价数据发布,市场对美国利率走向的关注升温。与去年年末相比,对降息的预期已大幅回落。在急剧加息后实施了“大幅降息(基准利率下调0.50个百分点)”,但此后迟缓的降息速度令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利率的轨迹。
90年代初,美联储为应对海湾战争等导致的物价上涨而大幅加息。此后物价涨幅放缓迹象明显、经济放缓苗头出现,政策方向转向降息。通胀成了绊脚石。当时美国消费者物价难以轻易回落至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线,反而出现再度反弹,美联储的降息因此终止。此后物价涨幅反而持续上升,1996年7月突破3%,美联储在8个月后的1997年3月实施了加息。近期公布的上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涨幅为3%,如所见与过去的走势极为相似。
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征收政策很可能构成物价上涨压力,进一步强化这一走势。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分析,若按特朗普总统所言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今年美国物价将承受0.54个百分点的上涨压力;若墨西哥和加拿大实施报复性关税则将引发0.90个百分点的上涨,中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则引发0.12个百分点的上涨。
一旦关税效应全面显现,美国消费者物价远远偏离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固化在3%区间甚至徘徊于4%水平的可能性也难以排除。若出现这种走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就可能不是“维持”或“降息”,而像1997年3月那样转向“维持”或“加息”。这种情况下,经济与金融市场不仅要面对关税带来的争论,还可能需要为货币政策转变的冲击做准备。
高利率持续并压力加剧并非美国独有的问题。对这种货币政策和市场利率走势的担忧最终必然反映在汇率上,也很可能加大韩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作为美元强势燃料的韩美利差若维持或进一步扩大,将加重汇率负担。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软着陆、美联储温吞的降息,以及高企的市场利率和长期化的美元强势,最终以墨西哥为起点、蔓延至亚洲乃至俄罗斯的外汇危机告终。作为关键货币的美元走强和美元计价利率上升,对美国以外的全球经济而言,最终可能意味着紧缩政策的持续与强化,这一负担不断累积,把承受力薄弱的国家推向危机。当时与现在的经济结构不同,且大多数国家已签订货币互换等,应对姿态也不同,因此难以断言同样的危机会重演。但高利率负担正在累积,特朗普带来的政策矛盾不断加大,负担与不安加剧的局面显然已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