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无法保护自己的社会弱势群体。1998年发生的7岁男童英勋(音)虐童致死事件,在当时的韩国社会引起巨大震动。该事件成为依据《儿童福利法》的儿童保护服务正式启动的契机。儿童保护服务提高了社会对虐童问题的认知,但我们身边仍存在许多对儿童构成危险的环境与情境。因此相关事件层出不穷。
过去5年,虐童致死者年均达43人。仅上周就有2名儿童因父母或教师而死亡。发生在小学的杀害儿童事件,连提及都令人惭愧难堪,实在难以置信。与父母同住的2岁女婴死亡事件同样残忍。
大多数儿童死亡事件的发生,都是错过了危机介入的时机。虽仍需进一步调查,但两起事件都暴露出危机介入的薄弱,显示出必须设计能对危机即时反应的制度。仅凭目前已披露的事实,就可确认多个本应进行敏感危机介入的时刻:教师的暴力言行、校内设施的使用、上下学时的保护、生活在具有多重养育风险因素环境中的婴幼儿缺席托儿所等。
这些事件也再次印证了对照护儿童的成年人提供特别帮助与支持的必要性。成年人的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边缘性学习障碍、酒精和药物等各类成瘾、贫困状态等,都是引发养育危机的主要风险因素。父母或教师所具有的风险因素会削弱其本应承担的角色,并可能使儿童陷入危险。
以程序为中心的官僚式儿童保护服务的局限,也在此次事件中暴露无遗。制度运行的僵化会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形成盲区。危机判断与危机介入的敏感性和即时性相当薄弱。在儿童保护服务过程中一味遵循合规的脉络,就可能错过危机时刻。此次小学儿童死亡事件中,虽依规推进了程序,但由于规定本身的内在局限,难以察觉或应对更进一步的危险状况。英国发生的维多利亚·克林比事件,以及放任幼儿致其死亡的所谓“婴儿P”事件的分析报告均得出结论:被设计成会反复错过危机介入时机的官僚式儿童保护服务程序,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事件总是钻制度漏洞。儿童无论出于任何理由都不应成为犯罪受害对象。如果因紧迫而仓促、因财源与人力等限制,这次又以松散宽容且以成年人为中心的视角来修补政策与制度,那么威胁儿童安全的环境就不会消失。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儿童立场出发、推进谋求儿童安全的制度改善。希望借此机会,让韩国的儿童保护服务摆脱仅聚焦于虐待的狭隘视角。为所有儿童提供安全环境,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