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发表《悲惨世界》的1862年,奥诺雷·杜米埃画下了《三等车厢》。人类苦难不止的地方、为了面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女性、站在有产者一边的政府,这就是雨果想要改变的世界面貌。《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珂赛特与芳汀,杜米埃在挤进三等车厢的一家人身上与之相遇。给孩子哺乳的年轻妇人、双手像祈祷般抱着篮子的老妇人、在她身旁沉沉睡去的孙子,从左侧车窗透入的黄昏之光柔和地包裹着他们。他们身后人们的表情写满疲惫与不安。作品激烈地凝聚了人类生活的悲惨与不完整,以及只能在失望与无力中认命的人生。
同一主题创作了《一等车厢》《二等车厢》《三等车厢》三幅,但未完成的《三等车厢》抓住了所有人的心。原因在于生存之悲惨所唤起的普遍性与共情。这是艺术力量的两大源头。这种力量不来自荣誉勋章、红地毯或礼号齐鸣的总统府,而来自褴褛的衣着、边缘的住处、以马铃薯果腹、被权力所嫌弃之物。因为这是站在弱者与受害者一边时才睁开双眼并发出光芒的美的法则。人们羡慕披着镶宝石外套的显贵或成功的企业家,却不会长久记住他们。相反,甘愿以人生换取磨难的贫穷诗人或画家,会刻在人们心版上。因为作为人活着本身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成为弱者、随时可能受伤。
杜米埃自己也贫穷。他想成为画家,却为了生计不得不制作石版画。因辛辣的政治讽刺画,他还曾被监禁6个月。这让人想起西蒙娜·薇依的话:“这个世界由物质的法则与理性人的自律构成。那里是神已消失的王国。放弃了王位的神,只能以乞丐的身份进入那个王国。”很少有比自称乞丐的神更能代表艺术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