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日晚10时24分,紧急戒严被宣布。主导戒严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在宣布戒严后召开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称将由自己指挥全军,并威胁说“不服从命令者将以抗命罪处罚”。
依照金前长官的命令,首都防卫司令部、陆军特种战司令部、国军防谍司令部、情报司令部等4名指挥官出动军队兵力,以控制国会和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等设施。然而,他们因动员兵力配合非法戒严,最终被逮捕。此后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的戒严军指挥官们如同串通好一般表示“(金前长官的指示)是不当命令”,但因当时未积极抗命而招致批评。
或许正因如此,当紧急戒严被认定为内乱嫌疑、国会和市民的追问接连不断时,戒严军指挥官们无不表态称后悔当时为何没能拒绝。但最终,他们全都以配合内乱嫌疑被逮捕起诉。
“都问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要那样做,但抛开对错不谈,那是危机状况。我强烈认为军人必须服从那个命令。因为是危机状况,要分辨对错并不容易。”这是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前国军防谍司令官余仁形对记者所说的话,意味深长。
军人必须无条件依命令行动吗?不当的命令不能拒绝吗?
先说答案:目前韩国法律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军人可以拒绝不当命令”的规定。也就是说,军队是绝对服从命令的文化,拒绝命令的军人将以抗命罪受到处罚。
军刑法第44条(抗命)规定,违抗或不服从上级正当命令的人,按下列各项区分处罚。第1项为面对敌军时处死刑、无期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项为战时、事变时或戒严地区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项为其他情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并未明示拒绝的权利。
实际上,在此次紧急戒严事态中,戒严军指挥官们诉称冤屈,表示最初执行命令时属于难以判断违法性或正当性的紧急状况,受命者只能先服从命令。他们同时主张,军刑法规定了抗命罪,军人服务基本法则明示了忠诚义务、命令及服从命令义务等13项义务。
军队文化中还有另一部要求服从上级命令的法律。《关于军人地位及服务的基本法》(以下简称军人服务基本法)第25条(服从命令的义务)明示,军人在执行职务时应服从上级的职务上命令。
与军刑法不同,这里用的不是“正当的”而是“职务上的”命令,意即对“私人业务指示”(如与上级家属有关的跑腿等)可以不服从。这一仅要求服从职务上命令的规定,作为拒绝服从“既然是紧急戒严就进入国会”这类违宪、违法命令的依据,远远不足。
紧急戒严过去两个多月,随着尹锡悦总统和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违法指示的情形被揭露,违宪违法戒严的实质具体显现,对这些戒严军指挥官行为的法律判断出现转变的氛围。因为认为12·3戒严事态属于非法命令、不能视为应予服从的正当命令的主张正获得支持。
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韩国大法院判例。在被称为成功政变的12·12军事叛乱中,参与叛乱的下级军人也主张自己是依上级命令行事而无罪,但韩国大法院没有采纳。
韩国大法院指出:“依上级合法职务命令所为之行为属正当行为,依刑法第20条不具违法性;但若依上级违法命令实施犯罪行为,则不能因服从上级命令而阻却下属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即认定服从违法命令而实施的不法行为可以处罚。
不过,对参与12·3紧急戒严的军人的处罚,考虑到军队难以违抗上级命令的特性,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余裕和空间条件察觉违法性,预计将成为争议焦点。
从韩国大法院判例看,即便是军人,对违法命令也没有服从义务。但韩国大法院是以是否有足以将其视为正当命令的时间、空间余裕为标准来判断违法与否。例如,即使指挥官下达了不当命令,若在执行作战前有充分的时间余裕,或该作战涉及空间上的远距离移动,就能够察觉违法性并拒绝命令,若对此默认,则成为处罚对象。
实际上,韩国大法院在认定12·12事态中与前总统全斗焕共同谋划叛乱行为的一线部队指挥官内乱嫌疑时曾表示:“(被告人们)在执行指示的过程中已知该命令违法,且有充分的时间余裕和空间环境可以不执行该指示。”
随着军队绝对服从命令文化引发争议,让军人对违法命令不予服从的法案接连被提出。例如,概括性地规定对违宪或违法命令可以不服从,或仅限于不符合法律要件的戒严、构成内乱罪的命令可以不服从等法案。
然而,一些方面提出担忧,认为军纪会因此崩坏。若将不服从条款写入法律,真的会成为问题吗?
从美国的案例看,即便在绝对服从的军队文化中,也有对违法命令不服从的典范。反而现在有评价认为,军队不看政界脸色、有主见地行动。2020年,面对当时总统特朗普下令镇压聚集到白宫的示威者,军队以违反宪法为由拒绝。
这是基于美国1978年修订军法、明示“合法命令的服从是美军核心”的不服从案例。该军法反映了对越战中平民屠杀等大量违反战争法行为的反思,对违法命令不服从已在美军内部逐渐确立为一种传统。经历过纳粹暴行的德国也在法律中规定军队仅服从合法命令。
因此,有主张认为韩国也应以紧急戒严事态为契机,明示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条款。军刑法第44条规定,违抗或不服从上级“正当命令”的人将受处罚。有人以该条款为依据推导出“若非正当命令即可拒绝”,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过度解释,理由是“不受处罚”与“拥有拒绝权”截然不同。
因此,认为应将条款由“违抗或不服从上级正当命令的人予以处罚”改为军人“服从上级的正当命令”,如此便产生对违法命令的拒绝权,主张有必要作此法案修订的声音再次高涨。
因为若在(法律条款中)加入“服从(遵从)正当命令”这类表述,不仅符合现实,还能更充分地保障军人的权利与义务,同时营造让其有主见地工作的条件。
不过,即使修法,仍会留下受命的下级须逐一判断是否违法等问题。也就是说,需要每个军人依据宪法和法律、凭良心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