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遥远的往事,其实只是三年多前的事。时任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曾高声表示“反对过度执着于意识形态”,并称“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价值是国民的生活”。但“候选人尹锡悦”与“总统尹锡悦”的说法并不相同。执政第二年,尹总统改口称“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哲学和方向,就没有实用”。被意识形态束缚的总统在次年宣布了紧急戒严。人们以为他口中如此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他始终高呼的“自由民主主义”,如今看来似乎也并非如此。国民的生活被搞得一团糟。
“这位女士不会转向(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执政初期常被提及为尹总统改革榜样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之所以成为保守政治的“传奇”,大概正是因为1980年保守党大会上的这句演讲。在失业人口超过200万的严酷经济衰退中,她仍宣示要贯彻经济自由化信念与紧缩、民营化政策,这段宣言被当作“撒切尔主义”的口号广为流传。在不负责任的反复变卦与变心横行的政界,这种极为罕见的一贯性正是撒切尔的一大武器。
像翻手掌一样改变立场、不对自己言行负责的政治人物难以获得信任。在美国,出言反复的政治人物会被贴上“变脸者(flip-flopper)”这一带有嘲讽意味的标签,成为政治生涯的绊脚石。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为顾及选票,在伊拉克战争、教育等议题上表现出与其参议员时期投票不同的立场,因而被打上“变脸者”烙印而落败,就是典型例子。
当然,并非所有政治人物都能像撒切尔那样。外部条件或形势变化时,立场转变可能难以避免。随着时间推移想法会改变,有时也需要纠正事后才认识到的过去错误。如果所有人都被自己说过的话束缚,协商与妥协这一民主主义的必要过程还能成立吗?困在自己言论的牢笼中,反而可能阻碍社会发展或引发严重的国家危机。如果亚伯拉罕·林肯始终坚守1860年大选竞选中“不干涉奴隶制”的承诺,如果1940年断言自己若连任美国就不会卷入对外战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次年没有推翻自己的话,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只有以大义和国家利益这一大原则为前提,经过深思熟虑与真诚,以及说服选民与付诸实践的过程,政治人物的“变心”才能被正当化。突然的路线转变究竟会被视为作为政治人物的成长与蜕变,还是被贬为觊觎眼前利益的“浅薄伎俩”,取决于此。
近来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宣布“实用主义”,加快政治转型的步伐。他表示“意识形态和阵营不能让人吃饱饭”,“应由企业带头、国家支持,重新打开增长之路”,提出了与尹政府相同的“民间主导增长”基调。随后还提及放弃向全体国民发放25万韩元民生恢复支援金、重新审视基本收入的方案。3日在半导体特别法政策讨论会上,他似有意顾及反对每周52小时工作制例外适用的劳工界,表示“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不能例外地允许集中工作,我无话可说”。
很难对李代表的“实用主义宣言”照单全收。在尹总统高呼“国民生活重于意识形态”的2022年大选期间,李代表也曾谈实用主义与经济增长。但他一边抬高前总统朴正熙的功绩、宣称要打造“适合投资的国家”,一边率领庞大在野党持续阻挠振兴经济的立法,强行推动黄色信封法、Commercial Act修正案、国会证言鉴定法等束缚企业的监管法案。他不正是那个说“输得漂亮有什么用”而抛弃总选承诺的人吗?无数次变卦让“只考虑政治得失”的印象深植国民脑海,不信任的根子很深。这正是在预期提前大选的时点突然转变的李代表的话听来空洞的原因。要获得真诚的认可,就必须伴随对党内和支持力量的说服以及尽快的实践。李代表是会再次成为“变脸者”,还是成功实现“政治上的蜕变”,国民正在注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