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05 | 서경IN

欧洲创新危机的启示[李民衡的科技创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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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欧洲经济是许多经济专家忧虑的对象。因为长期以来与美国形成两大轴心、引领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欧洲,其地位正显著下降。

新的大型科技企业不见踪影,甚至化学、制药、汽车等欧洲传统主力产业领域也明显在丧失竞争力。与美国的财富差距大幅拉大,在中国快速的技术提升与市场侵蚀之下,全球市场第二把交椅的位置正在动摇。

去年底,欧洲中央银行(ECB)通过《欧洲竞争力的未来(2024)》报告,指出了欧盟竞争力危机的严重性及其原因。过去20年间,欧盟(27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于美国,由此与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差距由2002年的15%扩大至2023年的30%。2020年前后还把第二的位置让给了中国。分析认为,欧洲这种GDP增长放缓源于生产率低迷,而这又源自与美国之间的创新差距。

美欧创新差距问题并非最近才新出现的问题。这是早在30年前、自1990年代中期起就被提出的议题。当时欧洲学者提出疑问:为何欧洲的基础科学实力与美国相近,产业竞争力却存在差距?并将原因归结于科学成果商业化不足。

这一问题被诊断为欧洲创新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并被称为“欧洲悖论”(European Paradox)。然而科学成果商业化不足的结构长期未能改善并不断累积,创新缓慢和缺乏大胆创新性成了欧洲创新体系的固有特征。

当具有快速、大胆变化属性的IT技术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角时,欧洲创新体系的创新滞后与破坏性不足便超越结构性问题,暴露为致命缺陷。欧洲在IT技术变革初期曾以移动电话为中心确保了竞争力,但在以苹果iPhone为代表的巨大破坏性创新面前败下阵来,沦为落伍者。

其结果是,2010年以后欧洲与美国的IT产业差距扩大,财富差距也大幅拉大。如今连像样的IT企业都没有的欧洲,把庞大的本土市场全部让给了谷歌、苹果、微软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转而以对大型科技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管来应对。

欧洲创新体系的低迷,其重要原因可从对待破坏性创新技术的政府政策中找到。与美国不同,欧洲强调对创新风险的事前监管,而非促进创新;因为相比美国重视破坏性技术创新带来的变化与增长效应,欧洲更重视提升技术的社会制度性作用。

为应对气候变化而管理碳排放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以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为代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都是典型的欧洲式监管,对希望进入欧洲市场的其他国家企业构成巨大障碍。然而欧盟复杂且严格的监管,对本地区内的创新企业也造成沉重负担。ECB资料显示,过去13年间(2008~2021年)欧洲独角兽企业(147家)中约30%(40家)将总部迁往海外,且大多迁往美国,这正印证了上述判断。

此前欧盟比起创新增长,更强调研究与创新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并大幅扩大了相关研发投资。但如今全球创新市场上显现的欧洲创新危机征兆,正在发出警报:必须深入重新检视欧盟此前推进的创新政策基调及其战略。

新的创新增长只有在大胆容许并接纳创新萌芽的经济社会体系中才可能实现。严格监管会成为企业创新活动的障碍,尤其可能成为创造性破坏与速度竞争至关重要的AI创新的巨大障碍。欧盟一直强调的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确保超越既有技术经济性的新技术完整性时才可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脱碳也是如此。欧洲的创新差距问题再次提醒我们,发挥创新基本属性的政策与制度何其重要。

从今年年初起,韩国正式以准会员国身份参与欧盟(EU)的“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这具有重要意义,即获得了可扩大与欧洲科技合作的战略机会。此前我们一直将欧盟视为在技术与政策上应当对标的先导国家。但要创造合作的战略效果,首先需要对欧洲的创新体系与政策作出冷静评估。因为如今的欧洲对我们而言,既是对标对象,也是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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