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10年事务官生涯、刚晋升为书记官,就接到以“轮岗”为名的调部门指令。想成长为著作权领域专家的那一丝期待破灭后,他果断递交辞呈。这位辞职书记官撰写的公职社会纪实《为国家工作是个谎言》正在110万余名公务员群体中引发热议。出版仅一个月便印到第四版。
近日在首尔麻浦区西桥洞与Seoul Economic Daily见面的作家卢汉东表示:“把一页纸的报告做得‘漂亮’,正成为公务员最大的课题”,“看着一名事务官脑中想出的报告不经任何讨论就直达部长签批,我感到无力。”
卢作家指出,为了在韩文文档中用15号字体做出一目了然、简洁明快的报告,再复杂的事项也只能被简化。他说:“为了做出漂亮的报告,首先要把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简化成两三条脉络,让所有内容干净地装进一页纸”,“政策本应作用于复杂现实,却只能被有意地平坦化到能给出答案的程度。”
他进入公职、落脚文化体育观光部后首次负责的出版领域也是如此:在梳理我国阅读率下降原因与对策的过程中,先考虑可用作解决方案的政策手段,再据此提出原因。他起初期待讨论与协商才开始担任中央部门事务官,但面试时被要求的、顺应单向沟通的人才标准依然原封不动。
他还把公职社会数不清的会议和待命(on-call)文化视为量产“假劳动”的典型事例。中央部门召开的室长、局长会议同样惯例性地在周一上午9点举行,使事务官们整个周末处于待命状态,而真正的主要汇报事项却是在其他干部不在场时单独面报进行的。因此,室长、局长会议上讨论的反而是次要议案,这是颇具讽刺的地方。
备考行政考试时所学的行政学,与他所经历的国家行政差异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卢作家说:“行政学里会说通过某个特定事件‘政策之窗打开了’,但实际在部门里待过就知道,政策之窗打开时很难提出根本性对策”,“创作者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云朵面包’事件发生时,最终出台的却是另一种对策——旨在提升平台和制作公司权利、而非创作者权利的文化产业公平流通法案,这就是典型例子。”他指出,这是因为选择给既有事务加推动力的方式,比制定新对策、争取预算、撰写多份报告更“划算”。
他把公职社会中事务官持续出走的原因归结为不断累积的无力感以及公务员权限与责任的不匹配。他诊断说:“政府把公务员年薪低视为出走原因,但对5级事务官并不适用”,“低效的工作惯例和无法成为专家的轮岗制度,使无力感像空气一样累积。”
他对公职社会的晋升制度也补了一句:“在公职社会,晋升标准不是‘做了什么、做得多好’,而是‘在多近的距离辅佐了谁’。做实质工作的地方被当作末等处室,在晋升中被挤下去,而把所有事项汇总起来搞‘订书机行政’的处室却被划为头等处室,这种惯例需要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