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认为,韩国的劳动监督官制度偏重于集体劳资纠纷调解,即使在民主化之后仍在发挥劳动管控的作用。有观点指出,若像现在这样,劳动监督官对本应由劳资双方自行解决的问题也过度介入,反而可能加剧劳资矛盾。
4日,隶属国会的研究机构国会未来研究院去年11月公开的《关于劳动监督官的十个问题》报告指出,"韩国的劳动监督行政是以限制劳动三权、保护个别劳动权的形态发展起来的","民主化之后监督官的劳动保护作用有所扩大,但仍反映出国家意图管控劳动的性质,其角色被变相运用"。
劳动监督官是检查现场劳动基准、负责劳动者法律权利救济的特别司法警察官。截至2023年,劳动监督官编制为3058人,约为其所属机构韩国雇佣劳动部职员的四分之一。其中估计有10%左右的人员负责集体劳资关系业务。
劳动监督官正式开始承担集体劳资关系业务始于1981年。当时为应对劳资矛盾,劳动监督官人数大幅增加。1981年编制为360人,1989年增至564人,约为1.5倍。特别是1987年劳动者大斗争之后,劳动监督官的业务更加倾向于应对劳资纠纷。
令人担忧的是,民主化之后这一状况仍未改变。政府在1990年7月修订劳动监督官职务规定,强化了其对集体劳资关系的权限。金泳三政府和卢武铉政府曾试图削弱劳动监督官的权力,并将部分权限移交劳动委员会,但均以失败告终。
报告将劳动监督官劳动管控角色得以维持的背景归为两点。首先是与工会的接触面广。熟悉各个劳资状况的劳动监督官能够在现场发挥化解矛盾的作用。警方减少介入劳动问题也是背景之一。对政府而言,在劳动问题上动用情报警察或公权力始终是一种负担。
问题在于,劳动监督官甚至成为强制推行劳动界反对的政策的手段。李明博政府时期在工时免除制上、朴槿惠政府时期在集体协约上、尹锡悦政府时期在会计信息披露和工时免除制上,劳动监督官都充当了调查与处罚的主体。报告指出,这一系列状况招致了违反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的争议。ILO对劳动监督官致力于解决集体劳资纠纷的状况持否定态度。
报告建议,应先消除劳动关系法中的劳动管控要素,以推动劳动监督官角色的转变。从工会法的刑事处罚规定看,针对争议行为的处罚多达15项。报告建议,"应废除侵害团结权的违宪法律,朝着扩大劳资自治的方向发展,才能降低劳动监督官过重的业务负担","劳动监督应聚焦于平台劳动等新型雇佣形态扩散所带来的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