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访问笔者研究室的一位中国学者主张,就尖端技术的商业化而言,5年内将“game over”,并谈起了拥有137名员工、成立仅两年的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实际用5分钟注册使用后发现,它拒绝回答敏感的中国相关信息,但对其他中国信息的积累与分类非常系统,效能感也很强。1月发布的深度求索推理型AI模型“R1”,使用为对华出口而降低性能的H800替代英伟达H100作为图形处理器(GPU),将开发成本降至ChatGPT的十分之一水平。加之其表示“技术垄断是创新之敌”并提供开源,正在动摇生成式AI领域的版图。投入越多性能就明显提升的法则被打破了。
中国这样的创新案例,已经在制造AI、量子力学、通信设备、大数据、物联网(IoT)、能源AI等领域不时出现。这是一种征兆,表明中国可能以中国式方式克服美国的技术管制,并绕开美式创新路径。其背后是因美国“对华制裁的悖论”(2024年6月25日专栏)而形成的“被迫的技术自主化”战略。为掌握AI主导权,中国全力构建生态:推进共同项目、重组研究机构、通过各类融合复合实验室培养人才并以破格条件引进海外人才,以及4700家AI企业带动的创业热潮。特别是领导层已形成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意识:若在此退让,强国之梦将不得不搁置一段时间。
今年是中国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后的第二十年。期间虽存在诸多局限,但除半导体和软件领域外,其他领域仅凭中国式创新就已争夺世界第一、第二的位置,气势惊人。借此势头,中国计划到2030年向AI产业投资1900万亿韩元,仅研究人员就确保40万人。加之精英青年科学家“干一把”的热情正点亮实验室的灯火。深度求索创始人梁文锋也是40岁的工科出身,打造核心技术的罗福莉则是1995年出生、锐气十足的本土女性工程师。相比之下,我国虽制定了到2027年投资65万亿韩元的计划,但该领域关键的研究人力仅为2万余人。信息技术(IT)强国韩国在AI上已是迟到者,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其间未来科技人才被医科大学如黑洞般吸走。
33年前的1992年这个时节,被称为中国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视察改革开放心脏地带的南方地区时,曾要求思想观念的大转变。他强调“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不是有没有市场和计划”“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行事,要大胆试验”,果断清除了制约民生问题的意识形态。当时正值天安门事件之后,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讲话是假消息,但正因为邓小平的变革型(transformational)领导力——即顺应时代精神、打破禁区、转变范式才能走出另一条路——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领导力研究者伯纳德·巴斯提出,变革型领导者须具备四个要素:提出愿景并赋予动机的“理想化影响”,全力支持成员价值观、信念与期待的“智力激发”,唤起成员热情的“鼓舞性激励”,以及考虑各自处境提出定制方案的“个别关怀”。如今我们本应通过这种变革型领导力,细密编织未来产业生态、选择并集中资源,但在紧急戒严与弹劾的局面下极端政治频现,能见度为零。甚至已沦为不得不紧追中国的后发者处境,却仍深陷亲美、亲中的框架,迟迟无法走向未来的公共讨论场。若能凭自身实力变换未来车道追赶前车固然好,若并不容易,那就迫切需要在弯道上超越前车、敢于冒险与一搏的变革型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