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在韩国、中国、日本三国中,韩国最近三年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新药获批业绩方面最为落后。在美国持续遏制中国的背景下,中国的跃进尤为突出。在反映新药开发现状的代表性指标——研发(R&D)费用方面,韩国也大幅落后于中国。专家建议,为扩大制药与生物行业的研发投入,除各公司自身努力外,还需要政府的集中支持。
30日,Seoul Economic Daily分析最近三年(2022~2024年)FDA新药获批情况的结果显示,日本8个、中国4个、韩国3个,韩国的新药获批数量最少。2022年韩国1个、中国0个、日本2个;2023年韩国0个、中国2个、日本5个。去年韩国2个、中国2个、日本1个。
基础科学发达的日本被视为传统制药强国,但有分析认为中国近来正崛起为新兴制药强国。2022年中国新药获批为0件,但2023年君实生物的PD-1抗体治疗药“拓益”和亿一生物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治疗药“艾深特”获得FDA批准。去年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成为中国免疫抗癌药中首个获得FDA批准的产品。此外,Xcovery Holdings的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药“恩沙替尼”也获得FDA批准。分析认为,尤其在市场规模巨大的抗癌药领域,中国在没有大型药企合作的情况下独立开发新药并获得FDA批准,意义重大。
韩国方面,2022年韩美药品与美国合作伙伴Spectrum Pharmaceuticals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治疗药“Rolontis”获得FDA批准。去年Hugel的肉毒素产品“Letybo”、柳韩洋行与强生的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药“Lazcluze”获得FDA批准。与FDA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DER)不同,FDA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BER)于2023年批准了绿十字的血液制品“ALYGLO”。
曾在FDA担任生物制药生产质量管理(CMC)审查官11年的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常任顾问朴俊泰评价称,在美国以生物安全法等强化对华遏制的背景下,中国的跃进具有重大意义。生物安全法是限制与被美国指定为“担忧企业”的中国生物企业交易的法案。朴常任顾问表示:“FDA在审查中国企业时确实更为严格”,“在获得FDA批准的最后阶段现场核查时,FDA还会向中国派出更熟练的专业人员。”
朴常任顾问指出,韩国企业在新药开发全周期中对内对外协作的专业能力不足。他表示:“要获得FDA批准,不仅需要临床设计、毒性评价等研发层面的能力,还需要包括商业成功可能性在内的整体专业能力”,“韩国大型制药公司似乎也较少积累这类能力。”
由于内部组织能力尚不成熟,与FDA等外部机构沟通也会出现问题。朴常任顾问评价称:“即使委托给临床试验受托机构(CRO)、委托生产(CMO)企业,内部也必须能够判断外部企业是否在妥善执行工作”,“能够与FDA等监管机构沟通的专业人才也不足。”他补充说:“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是,很多人在FDA积累经验后回到本国提供帮助。”
中国在新药管线开发方面也压倒韩国。据国家临床试验支援财团发布的去年上半年主要国家管线情况,美国拥有1.12万个,占整体的49.1%,位居第一。专家关注到美国的比重首次跌破50%。相反,中国从2023年的23.6%(5033个)在6个月内激增至26.7%(6098个)。韩国也从2023年的13.7%(2917个)上升至14.2%(3233个),位居第三。
有人担忧,考虑到中国的快速发展速度,韩国与中国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制药产业战略研究院院长郑允泽表示:“即使中国目前获得FDA批准的数量与韩国相近,但在数量和模态方面都占压倒优势”,“向ADC等新模态扩张的动作也很活跃,并积极推进引进外部有前景的候选物质以强化管线的战略。”他预计:“中国在国家层面也积极支持制药生物产业,今后中国将崛起为强者。”
韩国制药与生物行业的研发费用在全球水平上仍严重不足。虽然研发投入呈逐步增加趋势,但在绝对规模上依然处于劣势。据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数据,全球研发投入前50位制药企业中,没有一家韩国企业。相比之下,美国有24家、日本7家、中国8家。
最近三年有食品药品安全处临床试验计划(IND)批准记录的韩国制药企业,2023年将销售额的15.8%投入研发。2019年至2023年年均增长17.3%,但与将销售额20%投入研发的全球大型药企相比仍显不足。郑院长建议:“韩国前五大制药公司从全球水平看也只排在80~90位左右”,“在韩国制药企业成长到全球水平之前,需要政府的集中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