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27日,通过第一届全国同步地方选举同时选出地方行政首长与地方议会议员,地方自治制度正式实施。然而其背后存在严重问题。在朴正熙军事政变后被废除、30年后重新引入的地方自治制度,至今仍未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与财政依赖结构。每逢政府更迭,都会出现堪比联邦制的财政分权、地方时代委员会等华丽辞藻,但这些用语终究只停留在政治宣传手段上。
如今应将“地方自治团体”更名为“地方政府”,并推进量身定制的分权。对财政自立度达80%以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或不接受地方交付税的非交付团体),应承认其完整的地方自治,并建立可在中央政府不干涉下独立运营的体系。相反,对财政自立度在30%以下的地方自治团体,则有必要规制为积累政绩而进行的建设项目等低效支出。另一方面,因学龄人口减少,教育财政过剩而一般财政不足,甚至难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将教育财政与一般地方财政合并也是一种替代方案。
行政安全部与教育部公务员被任命为广域自治团体和地方教育厅副首长的结构,充分暴露了地方自治的局限。除此之外,广域自治团体的公务员又被任命为基础自治团体副首长。这是因为在地方自治恢复之前就悄然在法律中规定了相关条款。此类组织结构不仅妨碍地方自治与教育自治,还削弱了地方自治团体的实质自主性与责任性。特别是地方自治最大的障碍是行政安全部和教育部。这两个部门将事务大多以施行令形式委任给地方自治团体和教育厅,同时干涉行政与财政决策。如今应将行政安全部(管理地方交付税)与教育部(管理地方教育财政交付金)的财政管理职能统一并入财政主管部门。
基础自治团体的结构性问题是妨碍地方自治可持续性的主要议题。特别是有必要重新审视青松、英阳、郁陵等人口3万以下基础自治团体议会的作用与必要性。这些自治团体因人口规模小,议会运营效率可能低下,由此令人担忧资源浪费与政策执行低效。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制定让这些团体能够高效运转的替代方案(废除议会)。
人口消亡与地方消亡是威胁韩国地方自治可持续性的最大问题。要克服这一点,需要针对消亡危机地区的特别支援政策,以及能够引导青年群体定居的教育、就业、住房政策的联动。
过去30年间,地方自治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中央政府应摒弃集权思维,转向完整承认地方自治的体系。也就是说,实质权限应移交给地方自治团体。只要维持中央集权结构,地方自治就没有未来。同时,地方自治团体也应转变为自我承担责任的结构。没有自主性与责任性的地方自治只是一场海市蜃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