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他也只是个平凡的人吗。如今他将践踏人的权利,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会认为自己优于所有人,从而成为暴君。”
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宣布自己为法兰西皇帝,作曲家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为之震怒。贝多芬抓起为他创作的第三交响曲乐谱首页,抹去了原本写作标题的“波拿巴”一词。音乐学家路易斯·洛克伍德在《贝多芬交响曲》一书中评价其第三交响曲是献给超越时代的英雄理想之作,并详细讲述了与该作品相关的轶事。
出身于地中海科西嘉岛的初级军官拿破仑,作为革命战争的英雄一路高歌猛进。将自由、平等与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善的贝多芬,相信在推翻君主专制王权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拿破仑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当这样的拿破仑登上皇帝之位时,贝多芬感到失望与愤怒自属必然。贝多芬把原本要献给拿破仑的第三交响曲标题从“波拿巴”改成了意为英雄的“英雄”。
贝多芬将拿破仑视作未来的暴君而贬低他,但法国人并非如此。在拿破仑登上皇位的过程中,法国国民的支持是压倒性的。令人惊讶的是,拿破仑就登上皇位一事举行了全民投票,参加投票的350万法国人中投下赞成票者超过99%。在无数战争中造成最多300万人牺牲的拿破仑,登上皇位时却未流一滴血。
拿破仑能在35岁登基成为法国首位皇帝,其力量来自何处。自年轻军官时期起,他便以坦诚与强有力的领导力赢得军人们的全力信任与爱戴。他能获得法国国民热烈支持,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大众的说服力。以自由与平等为时代精神的法国市民,完全认同拿破仑“绝不能让压迫自己的波旁王室再次踏上法国土地”的说服,并甘愿接受他为皇帝。
拿破仑也擅长把自己美化为乱世战争英雄的宣传术。在雅克·路易·大卫的画作《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中,可以看到拿破仑被描绘得比漫威英雄电影的主角更加英姿勃发。据传,连德国文豪歌德也曾为嗜书如命的拿破仑的知识与修养而赞叹不已。
另一位凭借说服之力享有国民爱戴的战争英雄,当数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许多作家与政治评论家称他是比喻与说服的天才。即便身处危机之中,他也不失机智、稳住重心,以厚重的演说与文句说服国民。诺贝尔基金会在1953年将丘吉尔选为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和平奖的得主。这正说明,他之所以成为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的政治家,原因在于卓越的说服文笔。
1960年撰写《总统的权力》一书的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纽斯塔特断言,总统的实质权力并非来自宪法与法律,而取决于说服力这一个人能力。他说,总统只有成为最高说服者而非最高命令者,才能担当真正的领袖角色。
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系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也断言,现代社会的权力在于说服而非强制。他主张,即便是总统,也很难拥有强制把军人送上战场那种程度的强压权力。这意味着,若无说服力,国民既不可能服从那样的命令,也不会服从。
生死攸关之际,韩国政治当下最需要的美德正是说服力。不只是执政党或在野党一方,两个阵营的许多政治人物都不具备真正的说服力。说服力必须以对意见不同的对方的共情能力为前提。以共情能力为基础的说服力——这是摆在韩国政治舞台上所有人面前的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