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韩国大法院作出了推翻既有判例的判决,主旨是应扩大计入通常工资的薪酬范围。用人方担心劳动成本上升会导致经营恶化、就业岗位萎缩,实际上这种成本负担很可能成为现实。但反过来说,即便作出进一步收窄通常工资范围的判决,也并非没有问题。因为劳动者收入骤降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另一种冲击。
通常工资是加班费的法定基准,因此准确的法理解释尤为重要。但如上所述,能让劳资双方都认同、都点头的判决根本不可能存在。正因如此,此次判决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法理或结论。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判决可能成为经济的扰动因素。因为已经签订劳动合同并维持雇佣关系的劳资双方,在签约当时完全无法预料到自己的约定内容日后会被这样的判决推翻。若要打个比方,这就像顾客看到菜单上标价6000韩元而点了泡菜汤,用餐过程中法院突然判定菜单价格应解释为仅是泡菜汤的价格,米饭须另付1000韩元。店主固然多了一笔收入,但顾客从此会觉得不能再相信菜单点餐,觉得价格上涨了不能随便去餐馆。餐馆销售额会下降,店主或者关门,或者为吸引顾客把菜单价格降到5000韩元,但顾客想到今后不知还会出什么判决,仍会对餐馆敬而远之,最终销售额还是不如从前。
可见,问题不在判决内容本身,而在于制定了过度干预合同或交易内容的法律、从而允许司法判决成为雇佣关系扰动因素的法律体系。如果签订劳动合同的劳资双方就劳动的既定对价金额达成一致,也就加班的对价金额达成一致,那么法律介入的必要性就很低。法律的介入只需明确最低工资水平、劳动者拒绝加班的权利以及合同续签周期即可。对于劳资双方可凭自由意志达成一致的劳动条件,法律没有必要非要介入并使之复杂化。因为这反而很可能增加不确定性、抑制交易,成为扰动因素。
可能产生解释分歧的法律会引发连串诉讼,造成相当大的社会性低效。列举裁员前提条件的《劳动基准法》第24条同样如此。用人方必须与劳动者代表“诚实地”协商的义务、为避免解雇必须穷尽“一切”努力的义务,其是否得到满足,用人方事前无法预判司法机关事后会如何认定。因此企业一直依赖成本高昂的名誉退职,而非不确定性很高的解雇,就业岗位也因此不得不萎缩。立法本意是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却因岗位减少而反过来损害了想工作的劳动者。通常工资判决也是如此,起初加班费可能有所上涨,但越是如此,企业越会加快自动化速度,岗位消失得更快,失业也会增加。最终就像泡菜汤的菜单价格降到5000韩元一样,小时工资也会下降,劳动者所得利益消失的可能性很高。
在市场上对劳动者有帮助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在保住岗位的同时提高工资。因此工会最重要的作用应当是与用人方合作提升生产率。然而只要存在依法律解释使工资上涨的空间,诉讼就会显得比提升生产率更容易、更有吸引力。本来雇佣保护的刚性就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处于最严重的水平,再加上工资成本的不确定性,对经济能有什么帮助呢?岗位减少的损害将完全由劳动者承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断言“保护劳动者的是市场,而不是劳动法”,这其中自有其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