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实现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会长与现代创始人郑周永会长等人的企业家精神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今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降至1%区间,有观点指出,只有重振企业家精神、培育创新企业并点燃新增长引擎,才能克服低增长。尤其迫切的是,要降低将成为尖端技术开发火车头的初创企业与风险企业的创业门槛,并构建新生企业与大企业、资本市场之间技术与投资循环的生态系统。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担任中小企业厅厅长的韩正和韩国青年企业家精神财团理事长诊断称:“像以色列那样激活技术创业的‘创业国家’,才是韩国在全球经济霸权战争时代的生存之道。”他强调:“必须建立让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即便创业失败也能再次挑战的体系”,“应允许退休养老金投资风险企业,降低新生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及并购(M&A)的门槛,使投资资金实现快速良性循环。”
——戒严与弹劾事态令政局混乱,对创业市场有没有影响?
△韩国国内创业市场在戒严、弹劾事态之前就已显现停滞迹象。首先是创业需求萎缩。原因在于“美国优先主义”抬头及乌克兰战争等导致国际形势不安,半导体、电动汽车、二次电池等主要产业领域前景变得不确定。能够鼓励创业的投资资金供给也在减少。两年前韩国国内风险市场每年供给12万亿韩元,如今仅为8万亿韩元左右。
——实际上,韩国国内风险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8800家增至2023年的4万家以上,但去年11月减少至3万8119家。
△始于199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风险创业热潮,是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与资金供给相互契合的结果。当时金大中政府为挽救因外汇危机而低迷的经济,制定了风险企业培育特别法,并打造了KOSDAQ市场。恰逢1990年代后期源自美国的“互联网”热潮兴起,技术创业随之活跃。2008年虽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但此后随着苹果iPhone问世,移动融合革命兴起,韩国信息技术(IT)领域的风险创业增加。再加上生物、医疗健康、能源等多种技术创新,韩国新生企业持续增长。如今人工智能(AI)技术主导产业创新,但能否带来韩国国内技术创业热潮仍不确定。
——比第1期执政时期更加鼓吹“美国优先主义”的唐纳德·特朗普第2期政府将于本月20日上任。韩国政府和企业家应如何应对?
△半导体、电动汽车产业领域可能面临巨大压力。守住技术竞争力是发挥对美谈判力的途径。特朗普第2期政府上任对我们并非只有负面影响,积极面也很大。尤其美国政府预计将增加国防产业相关预算,并有望与韩国等合作发展造船业。美国还试图在能源、气候变化与AI领域夺回技术主导权。这些领域对韩国企业存在机会。相关产业的技术与资本门槛虽高,但存在细分市场。应切入细分领域,寻找与美国合作的方案。特朗普第2期政府将集中牵制中国。如果能牵制像黑洞一样吸走所有产业主导权的中国,韩国制造企业也能赢得挽回竞争力的时间。如果像特朗普当选人所承诺的那样终结乌克兰战争等国际争端并稳定能源价格,那对韩国经济也可能成为机会因素。应战略性地利用这些积极的机会因素。
——培育具有技术竞争力的企业似乎是穿越中美经济霸权战争的路径。具体应制定何种战略?
△我一直研究以色列如何以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以色列的产业竞争力直到1960年代,除国防产业、医疗服务产业等之外都很薄弱。以色列政府真正打下产业基础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全力开发八大新增长领域的尖端技术并支持创新企业创业。八个领域为国防产业、AI、网络安全、移动出行、金融科技(金融与IT融合)、农业科技(农业与尖端技术融合)、气候科技(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以及生物医疗健康技术。这一战略在1990年代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中取得成功。韩国也能在这些领域寻找增长机会。
——以色列在八大新增长领域确保技术竞争力的秘诀是什么?
△秘诀在于构建强大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以色列以官民配套方式设立提供资本的Yozma基金,大举吸引海外投资者,对初创企业创业给予大胆的资金支持。以色列初创企业精细分析全球大企业的技术趋势后守住关口,研发(R&D)相关技术再出售,一直采取这种战略。结果在人口不足1000万的以色列,竟设立了超过500个大企业研发中心。从初创企业创业到大企业的尖端技术价值链被牢固地编织起来。
——以色列的技术创业环境如何?
△资本循环速度非常快。在韩国,初创企业与风险企业创业后实现IPO或被大企业并购,通常分别需要约10年和7~8年。而在以色列,只需韩国一半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并购或IPO。正因为回收资本的周期如此之短,企业设立与投资才得以活跃。韩国也应像以色列那样提高资金循环速度。
——与以色列相比,韩国的创业与投资环境如何?
△韩国也一直为激活投资而努力。特别是技术特例上市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但近来上市申请低迷。这是因为相比创业需求,资金供给萎缩得更厉害。要重振当前低迷的风险热潮,政府应通过年金基金再次注入引水资金。尤其应放松监管(劳动者退休给付保障法施行令),使退休养老金能够积极投资风险企业。目前韩国国内限制退休养老金直接投资风险企业。韩国国民年金的风险投资通道部分开放,但退休养老金仍被堵塞。应加以改善,在把损失风险降至最低的同时使风险投资成为可能。
——那么海外年金基金的风险投资情况如何?
△海外先进年金基金通常实现年均6~7%的收益率,其秘诀在于风险企业投资部门每年取得20~30%的收益率。加利福尼亚年金基金在2023年6月将对风险企业的投资规模从原有的8亿美元扩大至50亿美元。韩国也应放松监管,使这样的投资成为可能。受风险企业投资限制的韩国国内退休养老金年收益率通常仅为3%左右。因此参与者才会指出:“收益率和银行存款有什么区别?”
——您认为只要扩充风险市场的资本供给,韩国也能激活创新技术创业吗?
△应对风险企业投资与并购给予大胆的税制优惠,并放松新技术商用化的监管。政府此前引入了“监管沙盒(在一定期限、场所与规模内临时许可产品上市,以便验证新技术的制度)”,但实效不大。因为即便适用监管沙盒,特例期3年过后仍会重新适用监管。曾获得监管沙盒特例的汽车共享服务“Tada”最终也未能跨过监管之墙。远程医疗服务同样如此。
——历届政府都高呼新技术监管革新,但每次都受阻。
△监管革新最终归结为如何协调利益团体既得权益的问题。在线法律服务平台“Lawtalk”受阻于既有法律界人士,Tada受阻于出租车协会,远程医疗受阻于医生团体。这世上哪有人愿意放弃既得权益?需要用胡萝卜与大棒精细地进行协调。过去朴槿惠政府称要拔除“指甲下的刺”,解除了如小刺一般折磨小工商业者的监管。但即便解除这些小监管,化学物质管理法、重大灾害处罚法、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庞大监管相继出台,令企业畏缩。公务员本应协调这类监管冲突,但一旦出问题就担心要承担渎职罪等责任,因而不愿出面。政界应作为既得权益协调者出面解除不合理监管。然而本应承担该角色的政治不稳定,还爆发了戒严、弹劾事态,公务员更加畏首畏尾。政治应尽快恢复稳定,扮演监管解决者的角色。
◆He is…
1954年出生于光州广域市,毕业于中央高中和首尔大学经营学系,并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取得经营学硕士与博士学位。进入现代重工业后转往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担任首席研究员。此后任汉阳大学经营学院教授,致力于培育初创企业与风险企业。曾任韩国风险产业研究院院长、KOSDAQ上市审查委员长、中小企业厅厅长、Asan Nanum财团理事长等职,去年11月就任韩国青年企业家精神财团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