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左右分裂的意识形态两极化现象在最近10年进一步加剧。有观点指出,本应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整合的政界反而助长激烈对立,拖累了经济。学界推算,因意识形态两极化,韩国社会每年需付出的社会矛盾成本就超过200万亿韩元。
据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宣言项目12日数据,韩国的意识形态两极化指数从2012年的0.36升至2020年的1.26,增长近4倍。宣言项目是收集并分析全球各政党竞选纲领与选举得票率的机构。两极化指数越大,意味着两极化现象越严重。韩国从2012年第19届国会选举(0.36)、2016年第20届国会选举(0.9)到2020年第21届国会选举(1.26),两极化指数持续走高。这意味着最近10年间不仅各政党,选民的政治倾向也在左右两端严重分化。
一位国会相关人士坦言:“以前即便争斗也有惯例,会在会期末就必要的民生法案达成协议并通过,如今这种情形已难觅踪影”,“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间的对立日益加深,彼此更倾向于视对方为斗争对象而非谈判对手。”这类政治矛盾也侵蚀了韩国社会的社会信任。据韩国行政研究院实施的社会整合实态调查,以4分为满分测定的韩国信任认知指数从2014年的2.76分降至2023年的2.53分。
政治矛盾不仅妨碍社会整合,还影响实体经济。据檀国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数据,2011年至2022年因社会矛盾产生的经济成本高达2352万亿韩元,年均成本为213万8200亿韩元,相当于去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9%。社会矛盾成本主要源于政治不安。受前总统朴槿惠弹劾余波影响的2017年,社会矛盾成本高达1740万6000亿韩元。今年紧急戒严与弹劾政局引发的政治混乱进一步加剧,预计矛盾成本也将相当可观。
政治矛盾也对企业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政府经济政策与制度的可预测性下降,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经营战略。这一点在统计中也得到印证。去年庆北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金相培团队分析外汇、贸易、财政、货币等四类经济政策与企业信用交易之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些政策的不确定性越大,企业信用交易越萎缩。研究团队指出:“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因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上升而更倾向于持有现金”,“要消除不确定性,需要制定可预测的政策。”
专家强调,为将意识形态两极化对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需要恢复政治功能。忠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廉明培建议:“与过去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不同,政治议题已成为左右实体经济走向的变量”,“若当前这样的政治混乱长期化,国家信用评级也可能受影响,因此政治应发挥社会整合这一本职作用。”世宗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金大钟表示:“预计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5%”,“内需经济已比新冠疫情时期更为艰难,目前政治稳定最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