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正陷入自1990年代以来每5年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的结构性危机。今年由于紧急戒严、弹劾等政局动荡,经济增长率恐将降至1%中段水平,潜在增长率甚至可能跌至1.8%。曾任首任金融委员长的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全光宇6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国家活力下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危机加深,再叠加政治不稳定,正陷入‘发达国家门槛陷阱’”,并表示“必须通过劳动、养老金、教育、产业等结构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全理事长还称:“海外投资者正密切观察韩国是否会以韩美同盟为核心轴持续推进韩美日协作”,“必须明智应对本月20日上台的唐纳德·特朗普第2期政府的核心战略”。
-韩国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率跌至1%中段,面临危机。
△当前韩国经济自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进入3万美元区间后出现早衰现象,陷入“发达国家门槛陷阱”的局面。经济增长率自1990年代以来每5年趋势性下滑1个百分点。这是国家活力丧失、产业竞争力与原始基础体力弱化、人口减少再加上政治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困在人均GDP3万美元陷阱中的国家有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韩国也未必不会如此。
-该如何应对特朗普第2期带来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完美风暴”?
△从特朗普第2期的白宫幕僚和内阁构成看,对华强硬派居多。当选副总统J·D·万斯比特朗普更进一步。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的关注点在于牢固掌控与中国以及俄罗斯、朝鲜、伊朗的极权主义对抗的新冷战时代。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取自他最尊敬的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所主张的经济富强、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经济学。当今世界正迎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时代开启的历史拐点,“美国例外主义”式的独自繁荣不断加深。
-在低增长固化的经济危机中,政治风险令人担忧国家信誉下降。
△1997年和2008年发生的外汇危机与金融危机,是海外危机传导至韩国而形成的。这一次是在增长率结构性下滑的情况下政治矛盾又爆发,危机因而加深。2016年末国会对前总统朴槿惠提出弹劾诉追时,景气比现在要好,而现在并非如此。外汇市场是金融危机以来最不稳定的,消费萎缩也很严重。外部冲击在特朗普第2期到来之际也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若国家信用评级也下滑,那真是大事。
-为守住国家信誉,当前重要的是什么?
△必须对美国等海外投资者带有忧虑的提问——“今后韩美日协作能否得到妥善维持”——给出明确答案。政治稳定与韩美同盟很重要。12·3戒严事态之后,海外friends一边安慰说“作为全球典范的韩国怎么会变成这样”,一边称赞国民成熟的公民意识和民主主义的复原力。危机时刻凝聚为一体的能力不正是我们的DNA吗?只要政治理顺,就能把危机变为机遇。
-归根结底,无论韩国由哪个政府执政,对韩美同盟确立稳固的关系定位都很重要。
△是的。海外专家和投资者最敏感关注的议题是“韩国能否与特朗普的东北亚战略和谐相处”。应关注自由主义者特朗普当选后首次会见的是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这一事实。米莱凭借个人魅力追求“小政府”,着手打破长期的庇隆主义。特朗普在第1期时喜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是因为政治路线与自己相近。相反,他与英国、法国、德国的首脑关系较为别扭。这次特朗普也在与欧洲国家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围绕防卫费分担问题产生摩擦。对盟友加拿大、墨西哥,他以非法移民和毒品通道为由主张征收25%关税,这与两国领导人偏进步倾向不无关系。
-戒严、弹劾政局之后,海外投资者如何看韩国政治?
△如果韩国政治朝着工会优先、反企业主义、亲中政策等方向发展,海外投资者会视其为风险。特朗普似以解体美苏冷战体制的里根为榜样,谋求新冷战的终结。尤其对中国不会从脱钩基调上后退。我们需要以稳固的韩美同盟为基础,与中国保持实用关系,与日本采取将历史与经济、外交、安全分离的战略。所幸我们可以利用对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造船业等。即便大幅提高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金,也有修订核能协定等诸多可以互换的条件。
-劳动、产业、教育、养老金等核心结构改革进展缓慢。
△韩国在劳动的数量与质量上问题很大,如劳动市场僵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等。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一半水平。在半导体等尖端产业领域,急需放宽每周52小时工时制等灵活的劳动改革。非生产性的工会文化也必须改变。Samsung Electronics的市值5年多前与台湾台积电相当,如今只有其三分之一。这是未能在高带宽存储器(HBM)等核心领域进行充分投资的代价。中国在内需低迷的情况下仍全力推进“科技与尖端产业崛起”,我们也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尖端产业培育。围绕半导体法等激活企业的举措,政界应积极行动。
-劳动年龄人口和核心人才减少的问题也很严重。
△韩国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排第31位。必须扩大女性“工作与家庭兼顾政策”。也应积极引进印度等海外优秀人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说过“优秀人才都去读医科、扎堆整形外科,那就没有希望”。在美国,核心人才流向人工智能(AI)等尖端产业领域。医学固然重要,但必须培养基础科学与工学人才。面对从快速追随者转向先行者的时代课题,教育革新迫在眉睫。持续扩大国家研发(R&D)以及对风险企业、初创企业的投资也很重要。金融与投资市场的资源配置体系同样要以创新方式运转。推进“价值提升”等激活股市的举措也十分关键。
-韩国国民年金改革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只有通过提高保险费率等打造在超高龄社会也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才能给年轻人以愿景,也才能扩大年金基金对韩国股市的投资。养老金改革将有助于止住撤离本国股市的浪潮。国民年金持有近5000亿美元外币资产,超过韩国约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能起到缓冲外汇市场冲击的作用。过去20~30年间,主要国家中唯有韩国未能上调国民年金保险费率。去年5月曾有国民年金改革的机会,但错过了。今年例行国会务必通过养老金改革方案。
-韩国银行预测韩国潜在增长率今年起5年间平均为1.8%,2040年代和2060年代将分别降至0%区间和负值。
△必须严肃看待韩国潜在增长率低于人均GDP达8万美元的美国这一事实。这说明韩国经济已相当虚弱。很大原因在于未能构建创新生态。在劳动市场灵活性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美国,早已成为全球人才的黑洞。无论股市还是实体经济,全球资本向美国集中的现象也十分突出。韩国个人投资者的海外股票投资中,九成以上集中在美国。
-为提高增长率,财政政策并行也很重要。
△恢复财政健全性是重要课题,但为破解经济危机,必须不误时机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家庭负债严重使货币政策受限,需要财政发挥引水作用。应对半导体和AI数据中心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以激活企业,并使其成为石化等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也需要提振冻结的消费。德国陷入负增长、从欧洲增长引擎沦为病夫,应引以为鉴。其原因既有能源政策失败、制造业萎缩,也在于疫情时期仍勉力坚守财政准则而使问题扩大。产业结构转型和社会间接资本(SOC)扩充也被拖延,德国内部已出现反省的动向。货币与财政双引擎齐用固然好,但当前财政的作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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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师范学院附属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经营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8年回国,历任经济副总理特别助理、外交通商部国际金融大使、金融委员长、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等职,自2019年起担任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