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汇聚全球经济学界权威的美国经济学会上,有分析认为,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无法通过关税政策克服贸易逆差,最终将尝试弱美元政策。有警告称,除关税和移民政策之外,还须为外汇市场的剧烈变化做准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的2025年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上表示,“一旦确认关税政策无法大幅改善贸易逆差或制造业就业,政府就会选择另一种手段,即美元贬值”,“这一时点大约会在实施关税政策后的一年至一年半”。
奥布斯特费尔德教授认为,关税政策的目标在于重振衰退的美国制造业并消除贸易逆差。他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叙事是,1950年代以后制造业岗位减少的原因是全球化和抢走工作的恶劣外国人”,“实际上制造业岗位减少是因为技术进步,不仅美国,甚至中国也在减少”。也就是说,关税政策注定无法实现制造业复兴或减少贸易逆差。他表示,“此前关税承诺会增加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但实际上减少贸易逆差或活跃制造业的效果微乎其微”,“反而引发美元走强,使贸易逆差更加恶化”。据此,其逻辑是,若关税政策失败,特朗普可能通过有意使美元贬值来支撑美国制造业的内需和出口需求。
奥布斯特费尔德教授认为,去年12月特朗普当选人任命为第2期政府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的前财政部经济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兰,将提供弱美元战略的理论框架。米兰在去年11月发表的论文中,把美元贬值作为解决美元不稳定因素“特里芬难题”的方案之一加以论述。特里芬难题指的是,美国若要维持关键货币国地位,就必须承受贸易逆差并向海外提供美元,但由此导致美元走强和逆差加深,反而使关键货币地位变得不稳定的困境。米兰在论文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关税与弱美元组合等方案。
问题在于,对方国家未必愿意接受汇率调整协议。因此奥布斯特费尔德教授认为,特朗普将以关税为武器同步推进汇率调整磋商。他表示,“在多个国际机构瓦解之际,对方国家为何要与美国签订这类协议呢”,“关税威胁将成为促成这类汇率协议的核心工具”。奥布斯特费尔德教授担忧称,“若关税、财政赤字与弱美元相结合,通胀不可避免,而国际社会对要求弱美元的美国的信任将下降”。
也有观点指出,仅关税和移民政策就已成为美国经济的负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金伯利·克劳辛指出,“特朗普的关税、驱逐非法移民政策会限制美国的供给部门,推升物价,很可能引发新冠疫情时期所见的混乱”。她警告称,“(关税上调幅度与驱逐非法移民政策)若以小规模实施影响不大,但特朗普团队称要驱逐800万人”,“这将减少劳动供给,并大幅削减美国的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
克劳辛教授指出,“特朗普上调关税将使美国中产家庭的年度成本负担增加2000~2500美元”,“特朗普第1期时上调了关税,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想要保护的产业岗位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因对方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受损产业及整个制造业的岗位出现减少”。
因劳动经济学研究获得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卡德也表示,“今年美国经济的三大风险是驱逐非法移民、关税,以及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这些都是特朗普的主要竞选承诺。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教授塞利娜·普伊利在分析美国各州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效应时也分析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就越会出现经济衰退效应,产量和就业均出现减少”,“尤其是制造业等商品生产反应格外敏感”。
不过也有评价认为,若排除特朗普风险,美国经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仍在高位运行,即所谓“美国例外主义”仍在延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阿尔瓦罗·佩雷拉表示,“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尤其考虑到人工智能(AI)和数字技术对提升生产率的影响,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埃伦·詹特纳表示,“2025年最需要密切关注的是富裕阶层的消费”,“目前收入前20%的阶层贡献了美国整体消费的60%以上,因此他们能否持续消费是关键”。消费承担美国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是美国经济的支柱,这意味着若富裕阶层消费的强劲势头放缓,美国经济也可能转向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