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1。1985年9月22日,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及当时的西德等国财政部长齐聚一堂。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持续实施高强度货币紧缩政策,当年2月美元指数(DXY)一度突破前所未有的高点160。此外,当时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加剧了美国贸易收支与财政收支赤字。贸易赤字大部分集中于日本和当时的西德。
在该场合,在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主导下,各方就人为压低美元币值达成一致。此后通过外汇市场联合干预及货币政策转向等举措,美元指数在1987年末前后骤降至85左右。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的全过程。
#场景2。2016年2月27日,中国上海。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闭幕。两个多月前美联储加息后,中国资本外流加速,人民币走弱,金融市场不安情绪扩散。美国因而关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放缓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
两天后,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提振经济,并公布资本外流对策等,应对人民币走弱。十天后,此前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ECB)行长德拉吉发表无需进一步降息的言论,欧元随之走强。日本银行(BOJ)在随后的金融政策会议上也表现出容忍日元走强的姿态。同一时期,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在点阵图中下调了年内加息预期幅度。
这些都指向美元走弱的方向。有趣的是,各国政策变化在相近时期交织出现,引发了上海会议期间主要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协议的阴谋论式猜测。尽管与事实不符,但至今仍常以“上海协议(Shanghai Accord)”之名被提及。
#场景3。2025年开始了。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下届总统特朗普所在的马阿拉歌庄园。特朗普表露出对中国强力加征关税的意图,并对货币被低估、对美贸易顺差规模较大的国家表现出执念。
事实上,中国在疫情之后将增长动力依赖出口,在全球保护贸易主义的牵制下不得不谋求人民币走弱。这也是外界预测一旦特朗普第2期启动、对华关税政策成为现实,中国可能以人为货币贬值应对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也有一些观点提到为求大局解决而谋求美元走弱的所谓“马阿拉歌协议(Mara-la-go Accord)”的必要性。
但即便如此,考虑到主要国家央行的独立性等因素,达成1985年那样人为汇率调整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加之从中国的立场看,当前经济状况更接近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而非80年代初,因此也不易接受与美国的货币外交。房地产泡沫破裂、通缩压力长期存在,加上高储蓄率与消费低迷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严重,相比广场协议时期的日本,中国更难应对本币走强。
然而也有担忧认为,特朗普推出的激进贸易政策不仅会使世界经济所需的再平衡(rebalancing)更加遥远,在最坏情况下还可能引发美国财政失控、负债货币化(monetization)以及全球货币战争(currency war)。
从这一角度看,被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长的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ent)今后的动向值得关注。以其在华尔街长期的投资经验来看,在以关税为手段调整汇率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过程中,他究竟能否让特朗普第2期的政策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站稳脚跟,值得观察。
2025年围绕汇率的环境确实复杂多端。因此必须为不确定性生成与消失所带来的过山车式汇率行情做好准备。今后也不知何时会以何种方式出现进一步放大不确定性的其他议题。但特朗普政府启动后,此前累积的不确定性与相互冲突的主张将以某种方式得到理清。在此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与此前美元单边走强趋势不同的意外局面。虽需谨慎,但目前给人一种过度偏向一侧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