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本月3日戒严当时接到反间谍司令部要求向针对主要政界人士的“抓捕组”派遣警力并准备了名单的疑问,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国家搜查本部再次表示遗憾。警方解释称,当时虽接到反间谍司令部要求提供派往现场的警察名单的请求,但并不知道是为了抓捕国会议员等人。
26日,国家搜查本部搜查企划负责官全昌勋于当天下午2时左右在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举行记者会表示:“国家搜查本部长禹钟寿、搜查企划调整官尹升荣和我本人等,事先完全不知情戒严发布一事”,“只是以引导为目的向反间谍司令部方面单纯提供了刑警名单,(前往现场的)刑警并未配备抓捕装备。”
据国家搜查本部介绍,本月3日下午11时32分,国家搜查本部搜查企划科长接到反间谍司令部搜查调整科长的首次联络。反间谍司令部向国家搜查本部方面提出了“组建联合搜查本部时将要求派遣100名调查人员和20台车辆,请提前准备”之意的请求。根据戒严法、戒严法施行令、戒严司令部组织规程,在戒严情况下联合搜查本部属于必须配合的事项。
对此,当时正在济州岛出差的禹本部长表示,他下达了“人力支援必须在严格审查法令后进行,因此在我抵达首尔之前尽量拖延时间,不要答应反间谍司令部的要求”之意的指示。
此后下午11时52分左右,反间谍司令部向国家搜查本部联络称“将有人力出动汝矣岛,现场情况混乱需要引导人力,请提供5名现场警察的名单”。接到报告的尹调整官再次询问“是否为单纯支援任务”后,向反间谍司令部发送了现场80余名永登浦警察署人力中5名刑警的名单。
此后反间谍司令部称还需更多引导人力,追加要求提供5人名单,国家搜查本部从永登浦警察署追加获取名单后转交给反间谍司令部。名单中的刑警与反间谍司令部为相互掌握位置进行了6次通话,但并未直接见面。
国家搜查本部解释称,人力派遣并非因反间谍司令部的要求,而是永登浦警察署自行判断事先已在现场的刑警,仅是单纯提供了其名单。并强调未从反间谍司令部收到具体的抓捕对象或名单。警察出现在现场,也是因国会加氢站围墙倒塌,永登浦警察署出于安全管理考虑自行派遣了人力。
对于接到反间谍司令部联络时是否出现“抓捕”这一表述的提问,全负责官表示:“搜查企划科长接到联络时确有‘抓捕’的表述,但当时理解为与违反戒严法相关的抓捕,认为主要任务是引导支援”,“接到搜查企划科长电话的尹调整官在听到抓捕相关内容后,再次询问‘重点是否为引导支援及应对突发状况’,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国家搜查本部表示,凌晨1时1分国会表决解除戒严后,除一次通报情况结束的联络外,未与反间谍司令部有任何联系。
对于检方因这些疑问于本月19日对国家搜查本部进行搜查扣押,也表示强烈遗憾。全负责官表示:“警察在紧急情况下为应对突发状况,理所当然会派遣人员”,“对于部分方面提出50余名警察是前往现场抓捕国会议员的质疑,深表遗憾。”
当天,禹本部长等4名国家搜查本部相关人士以搜查扣押处分存在违法事由为由,向法院提交了准抗告书。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国家搜查本部表示:“19日遭检方特别搜查本部搜查扣押的国家搜查本部长禹钟寿等共4人,已于24日提交准抗告书”,“即以搜查扣押相关处分存在违法事由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该处分。”
国家搜查本部相关人士表示:“本月11日,尹调整官、全负责官、搜查企划科长等3名国家搜查本部相关人士就是否支援抓捕组等问题接受了检方的参考人调查”,“通常参考人调查以对第三方的问询为主,因此不会告知拒绝陈述权或权利,但检方却采用了将参考人认定为被嫌疑人时使用的文书格式和方式进行告知。”
他接着表示:“调查中有追问本人涉嫌事实的内容,这种情况下按最高法院判例,接受调查者实质上已具有嫌疑人地位”,“在实质嫌疑人阶段进行调查,就应立即立案,或在申请搜查扣押令状前立案,以保障其作为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但检方并未如此,也未交付令状副本。”
准抗告是针对法官所作的特定裁判、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所作的特定处分向法院提出的不服申请。此次准抗告书由禹本部长、搜查企划调整官尹升荣以及遭搜查扣押的国家搜查本部所属警察提交,并非以国家搜查本部名义,而是4人各自应对。
此前本月19日,检方特别搜查本部对国家搜查本部搜查企划调整官室、永登浦警察署、国防部调查本部启动了搜查扣押。在此过程中,检方扣押了禹本部长等人的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