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衰退中,韩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大,以此为养分,巫俗、占卜产业正迅速扩张。在此过程中,以“神力”为诱饵、针对普通人乃至高学历者和富裕层的各类诈骗犯罪也呈增加态势。尤其近来,“建真法师”全成培涉嫌干预公荐提名、“内乱幕后策划者”前情报司令官卢相源曾经营神堂等情况被揭露,令人担忧巫俗是否已深入渗透到政治与权力阶层。
23日,Seoul Economic Daily分析法院判决书结果显示,被告人为巫俗人士的刑事案件(不含普通犯罪,仅限诈骗、恐吓、性犯罪等)从10年前的46件增至2019年的59件、去年的64件。
这被解读为巫俗从业人数本身绝对增加所带来的影响。根据今年4月Statistics Korea全国事业体调查,“占卜及类似服务业”事业体数量(以2022年为准)为9391家,从业人员为1万零194人。从2020年的8942家(9692人)、2021年的9028家(9711人)来看,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大多为小规模的一人事业体,且未登记事业体、以现金交易而未被纳入统计,实际从业人数估计远高于此。
犯罪手法大多相同:以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生命、考试合格、财产等为由要求做法事或购买符咒,并渲染若不照办就会降下灾祸的恐惧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中还有多名大学教授、医生、企业家、政治人物等所谓“社会上层”。一名巫俗人士A对某政治人物的妻子B诱导称“只有让丈夫减损财运,才能驱除恶运、在公荐中胜选”,共骗取72亿韩元。另一名巫俗人士C则对通过股票投资赚取巨款的韩医师D威胁称“我能召唤神灵,神对你极为愤怒,若不把收益交出来就会有不幸降临”,从中榨取1.5亿韩元以上。
专家评价称,由巫俗、占卜人士实施的这类“煤气灯操控”式犯罪,其致命之处在于对精英群体同样有效。越是并非弱者、拥有更多可失去之物的人,越有可能陷入提供定制化方案的伪宗教之中。
犯罪心理分析师裴相勋表示:“这是利用当事人迫切心理的‘支配性从属’策略”,“正统宗教停留在‘不信者入地狱’这类抽象语境,而伪宗教则已掌握个人弱点并进行具体威胁,因此更为有效。”他接着说:“学得越多、拥有越多的人,烦恼也越多。为他们解决烦恼、打破既有信念体系并创造定制化信念体系,反而会让他们盲目追随。”曾任韩国犯罪心理学会会长的白石大学警察学系教授金相均也解释称:“如果从事政治人物、企业家这类可预测性较低的领域,对运气领域的不安感尤其强烈。”
与一般诈骗不同,由巫俗人士实施的犯罪即便巫俗行为并未产生实际效果,也难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此受害挽回颇为困难。过去韩国大法院的判决认为,巫俗行为的对价“若超出作为传统习俗、宗教行为可被容许的界限,则构成诈骗罪”。但法律界认为,由于该“界限”的具体金额与次数模糊,下级法院判决每次都难免不同。司法研究员E解释称:“以祈祷费名义收钱时如何认定,因情况而异,最终取决于法院的裁量”,“比一般诈骗犯罪需要考虑的变量更多。”
与此同时,也有意见指出,与有正式登记程序的宗教人士不同,巫俗、占卜业从业者连政府层面的实态调查都没有,在“管理死角”中施加着强大影响力。裴相勋建议:“巫俗人士以‘政教分离’原则为依据,不接受具有强制性的管理,反而更容易接近权力”,“至少应在宗教界内部建立较为松散的协约或监督体系。”成均馆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具正祐也强调:“巫俗发挥超出‘娱乐功能’作用的社会是危险的。必须加以控制,避免巫术因素妨碍一个国家的理性决策。”
业界内部也有声音认为需要一定程度的“筛除”。韩国易学士协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过去入会会员数曾达30万人,但从今年起仅限持有协会主办资格证且无性犯罪记录者,整理到7500人左右”,“由于伪占卜者与专业易学士之间毫无区分,整体认知因此变差。希望国家能像对房地产经纪人或美容师那样,对使用‘哲学馆’等名称的机构强制要求资格证登记,并开展实态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