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社会,年龄非常重要。我们初次见到某人时,最先要衡量的就是年龄。因为长幼次序要按年龄排定。这是“长幼有序”这一悠久儒家传统的残余。在性理学统治的朝鲜时代,活得久、年纪大意味着积累了智慧,因而受到尊敬。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描绘的正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明智的人生阶段。
然而在现代企业世界里则完全不同。企业的人事管理中也讲年龄,只不过年纪大并非受优待,而是被冷落。生物学年龄与对公司的贡献度被视为成反比关系。
韩国的工资形态是论资排辈的工龄薪级制,以工龄为标准决定工资。工作时间长,工资就自动上涨。它是作为优待年长员工的工资制度引入的。然而正因为这一薪级制,年长员工被视为企业的负担。工资涨了,生产率却没有同步提高,又无法适应新技术或变化,于是被视为绊脚石。
这一现象在信息技术(IT)企业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据说在NAVER集团、Kakao集团、三星集团SDS、LG CNS,50多岁的组长级管理者不断增加,组织像公务员机构一样官僚化了。二三十岁的员工想引入新技术时,无法理解这些技术的50多岁管理者态度消极,从而错失技术领先机会。
韩国为让年长员工退出职场而运用退休年龄制度。以年龄为标准设定退休年龄,目前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为满60岁。有趣的是,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以法律规定的强制退休年龄概念。在美国,除警察、消防员等特定职种外,依年龄强制退休属违法。
近来老龄化快速推进,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的讨论正在进行。但退休年龄并没有多大意义。能工作到退休年龄的职场人很少,大多数人在退休前就因各种理由离开公司。能晋升为高管而离开算是幸运,通常是当不上高管,中途被挤出去。
经济周期性起伏,在萧条期企业进入结构调整、裁减人员。以自愿退职或名誉退职之名进行的减员,也是按“适用到哪一年出生为止”这种方式划定年龄来实施。打着结构调整的旗号,实际上推进的是代际更替。如今正是这样的时期。
在疫情与高利率导致的国内经济萧条持续恶化之际,加之美国特朗普第2期政府启动和国内弹劾政局的不确定性叠加,内需与出口企业都在大规模推进结构调整和人力裁减。今年下半年,Samsung Electronics、浦项集团、SK电讯、LG Display、乐天ON、新世界免税店、G市场等大企业实施了自愿退职。KT有相当于全体人力六分之一的员工离开了公司。
企业主要以自愿退职的形式让50多岁的员工离开,其余波导致50多岁人群的就业率自今年4月起连续8个月呈下降趋势。同期30多岁和40多岁人群的就业率有所增加,唯有50多岁人群的就业率下降,这表明50多岁人群在减员中最为脆弱。
在高管人事上出现了更为严酷的代际更替。乐天集团实施了创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高管人事,让60岁以上高管的80%退出。友利银行更换了约一半副行长,把1970年代出生的部门负责人擢升为副行长和高管。
在结构调整的台风中,五六十岁员工被席卷而去,但也存在无风地带。大企业的控股股东经营者不仅全部安然无恙,反而大办晋升宴。以业绩不佳为由大量裁员的食品及流通业内需企业中,第三、第四代经营者纷纷晋升为会长、社长、副社长等。也有搭上代际更替潮流、1986年出生的第三代入职仅5年就晋升为副社长的案例。
不受年龄影响的铁饭碗经营层在银行业也能找到。韩亚金融集团修改了治理结构内部规范,使董事即便超过70岁也能获得任期保障,有解读认为这是为了在连任成功时能够做满3年任期的措施。KB金融集团和友利金融集团也让董事超过70岁仍能获得任期保障。超过70岁仍能担任董事的职位只有会长。在没有控股股东的金融集团里,会长以主人自居、想在70岁之后继续干下去的贪念令人苦涩。
围绕金融集团70岁任期延长,也出现了“年龄不是绊脚石”的报纸评论。说得很对。年龄既不该是“官位”,也不该是“绊脚石”。与其一刀切按年龄划线,不如按个人业绩评价,正当地赋予工作机会。希望即使没有血缘和经营权的特惠,任何人都能不论年龄长期发挥能力工作。希望社会各处都能传出“我这年纪怎么了,正是适合工作的年纪”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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