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AI论坛担任咨询委员。AI相关初创企业、学界、研究团体、法律界从业者等共同参与,围绕AI技术趋势、制度变化、实际应用案例展开讨论并交流信息。
本次论坛上,韩国折价成为焦点话题。通常,将AI技术产业化的有前景的初创企业代表往往能带来最具现场感的声音。一位AI初创企业代表表示,他在美国进行融资时深切感受到,尽管拥有与美国企业相同的AI技术,却仅仅因为是韩国企业就被大幅低估。这大概是技术产业化的扩张可能性被低估的结果,而非技术水平问题。另一方面,这一指摘意味深长地表明,韩国折价如今已跨过股市门槛,正向所有领域扩散。
事实上,韩国折价主要是在流通金融市场被提及,且并非一两天的事。很早以前,股市中就公然流传着“逃离本国股市的人智商更高”的说法。因为韩国股市长期处于用PER、PBR等任何衡量股票内在价值与价格合理性的标准都无法解释的低估状态。
原因被认为在于不透明的以大股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另一端得不到保护的普通股东、无法纠正这一状况的制度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与朝鲜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等。对策是必要的。为化解韩国折价,借鉴日本成功案例的韩国式价值提升计划得以实施,一度备受期待。
但弹劾政局之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价值提升计划再次面临挑战。到了这个程度,韩国折价仿佛成了单靠一种处方无法治愈的顽疾。
如果说韩国股市是折价,那么美国股市则处于溢价状态。以纳斯达克为中心,美国股市强势到连日刷新历史高点,背后是强劲的经济增长支撑。增长动能之强,甚至需要重新调整降息节奏。AI等新技术主导权强势到几无竞争者。这正是美国股市在全球股市中享受极高估值待遇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当下的美国股市也极为特殊。不仅以PER衡量属于溢价,以美国股市市值占全球GDP的比重来看也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勉强可比的时期是90年代的美国股市。当时以互联网革命为旗帜掀起新经济热潮,美国股市急剧膨胀。90年代与现在,美国GDP的全球占比都在25%左右,相似。但美国股市在全球市值中的占比,90年代前后为30%~35%,如今则为45%~50%。“美股七巨头”企业主导了此轮上涨,其在美国国内市值中的占比已超过35%,而这些企业大多与AI高度相关。增长预期高企、由AI主导的美国股市虽不安却强劲。
要化解折价,必须牵引增长预期。正如韩国银行在《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及未来展望》中所诊断的,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预计将持续下滑。在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进入成熟期导致投资放缓等因素下,能够提升不断下滑的潜在增长率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90年代以自由贸易之名开放新兴市场、构建全球供应链体系并在该价值链顶端享受红利的美国,如今正以关税为武器转向保护主义。在不断扩张的全球供应链生态中,凭借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快速追随战略展现竞争力的我国经济,在保护贸易主义和半残的全球供应链环境下,恐将日益失去立足之地。
正如价值提升计划所意图的那样,可以通过注销库存股等方式提高净资产收益率(ROE),以试图推升估值。但其效果有限。长期来看,必须积极培育有前景的技术企业,并将其与大企业嫁接,装上新的增长引擎、提高增长预期,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提升。
在目睹2000年以后持续保持韩国股市市值第一的Samsung Electronics陷入低迷的现实下,通过AI初创企业代表听到的韩国折价扩散,对我国经济与金融市场是严重的警钟。当折价与溢价互换的全球平衡杆开始发挥作用时,想投资有增长预期的国家乃人之常情。AI等技术初创企业与大企业的有机结合,为提升增长预期、化解折价,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外部作者的稿件可能与本报编辑方向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