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领导者创造历史(时代),还是历史造就领导者?”
这是历史学家莫希克·滕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热门课程“历史中的领导者与领导力”上,每次第一堂课都会向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们起初给出各不相同的答案,但随着课程推进,最终会共享一个前提:领导力并非只有一种形态,不同时代所需要的领导力可能各不相同。同时,在某个时代行之有效的领导力,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证明是落后的领导力,因此洞察历史脉络是领导力研究的基本功。
滕金的新书《领导者究竟是什么,再问一次》(Across出版)原题为“Warrior, Rebels and Saint”,借用了“斗士”“反叛者”“圣者”三种类型。事实上,作者在书中把领导者分为三种类型加以说明,而在韩国出版过程中采用了对领导力发问的书名。在本月3日紧急戒严事态之后展开的弹劾政局的混乱之中,围绕我们需要何种领导力,这本书从出版初期便引发话题。
为说明斗士型领导力,作者阐述了备受期待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如何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落下“最糟糕领导力”的恶名。为此,作者介绍了执政后连任多达三届的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案例,通过比较两人、凸显差异来说明赫伯特·胡佛领导力的崩塌,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初次就任总统时,胡佛被评价为“人道主义企业家”。他本就是被归入经济人出身的总统。但大萧条爆发后,他失去民心,甚至出现了“胡佛萧条”这样的说法,轻易成为人们口中的嘲讽对象。他曾主张“大萧条源于信心的危机”,并抛出“只要转过那个街角,繁荣就在等着我们”这样的乐观言论,为何却突然失去民心?因为他所提出的危机诊断与解决方案未能说服大众,并给人一种不理解国民危机感的印象。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成为总统之前,一度被视为胡佛知名度下滑所带来的天赐良机。但当选后的100天里,他推出节奏迅速的政策,并集中解决非主流阶层——如非洲裔美国人等——的实际诉求,而非自己出身的美国上层阶级的诉求。最终,他主导的“新政”团结了美国人并重新带来希望,成为延续至1960年代的长期繁荣的开端。罗斯福成功地让大众形成这样的认知:他是“为了最重要的价值不惜一切的斗士”。
此外,作者主张任何领导者都必须不越界,才能走得长远。罗斯福确立了富人税,与精英和上层阶级结怨,但并未颠覆体制本身。历史上试图颠覆体制的民粹主义者,如当时的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虽可获得极高人气,却终究未能长久而走向衰败。
不过,在处于独裁政权之下、或国家生存本身受大国左右的国家,守住界线并不容易。多米尼加共和国就曾一度被认为“美国香蕉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钦点的领导人才会成为总统”,国家的重大事务实际上由美国决定。只要讨好美国,领导人即便成为独裁者也无妨。实行了32年独裁统治的拉斐尔·特鲁希略便是代表。也曾有胡安·博什这样的民主总统掌权,但他因美国认可的政变而未能干满一年任期。在美国眼中他只是共产主义者,最终在美国视角下“合适”的领导者继任并长期执政。归根结底,“界线”即便不是体制颠覆,在国家力量薄弱时,也意味着为维持政权而必须守住的“最后防线”。
那么,是否存在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普遍领导力?答案可以在拥有愿景的圣者型领导者身上找到。仅担任总统三年,却因提出“新边疆”愿景而永远留名为先驱者的约翰·F·肯尼迪,以及成为印度永恒象征的甘地,就是其例证。455页,2.2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