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8 | 김수호 기자

“写作的人”韩江:“我所有的提问都朝向爱”下一部作品计划?[韩江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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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哪里呢?/ 就在我扑通扑通跳动的胸膛里。// 爱是什么呢?/ 是连接我们心与心之间的金线。”

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韩江(54岁)吟诵起自己八岁时写下的诗,称自己写作的源泉是“爱”。7日下午5时(当地时间,韩国时间8日凌晨1时),韩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了题为《光与线》的演讲。她当天向读者讲述了自己在创作《素食者》《希腊语时间》《少年来了》《不做告别》等小说过程中构筑的文学世界。

韩江表示,“世界为何如此暴力和痛苦?同时,世界又为何能如此美丽?”这一疑问长久以来是牵引她写作的力量。谈到下一部作品时,她说:“《不做告别》出版后已过去三年,我至今仍未完成下一部小说”,“接下来要写的另一部小说也早已在等待着我”。

以下是韩江《光与线》演讲全文。

去年1月,为搬家整理仓库时,翻出了一只旧鞋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十来本童年时期写的日记。正是在那些叠放的日记本之间,我发现了一本封面上用铅笔写着“诗集”二字的薄薄骑马钉装订册子。把五张A5大小的粗纸对折、用订书机骑马钉起来的小册子。标题下方并排画着两条歪歪扭扭的线。一条是从左侧向上的六级台阶状线条,另一条是向右下降的七级台阶状线条。那算是一种封面画吗?抑或只是涂鸦?册子的封底写着1979这个年份和我的名字,内页上用与封面标题相同的铅笔字迹,工整地抄写着共八首诗。每页下端都按时间顺序标注着不同的日期。在八岁孩子那般天真笨拙的句子中,一首标着4月日期的诗映入眼帘。那是一首以下面这样两行一节开头的诗。

爱在哪里呢?

就在我扑通扑通跳动的胸膛里。

爱是什么呢?

是连接我们心与心之间的金线。

就在那一瞬间,四十多年的时光倏然跨过,制作那本册子的那个下午的记忆浮现出来。套着圆珠笔杆的铅笔头、橡皮屑,还有从父亲房间偷偷拿来的大号铁质订书机。紧接着又想起,在得知不久将搬去首尔之后,我想把那段时间胡乱写在碎纸片、本子和习题集空白处以及日记本各处的诗挑选出来收集在一起的那份心情。也想起那本“诗集”做好之后,不知为何变得不想给任何人看的那份心情。在把日记本和那本册子照原样叠放回鞋盒、盖上盖子之前,我用手机拍下了写着这首诗的那一页。因为我觉得那个八岁孩子用的几个词与如今的我相连。跳动的胸膛里我的心脏。我们的心与心之间。连接它的金线——发光的线。

此后十四年过去,我首次发表诗作,次年发表短篇小说,由此成了“写作的人”。又过了五年,我发表了历时约三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诗也好,写短篇小说也好,我都喜欢——现在依然喜欢——但写长篇小说有一种特别的魅惑。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最短也要一年,最长要七年,这是用我个人生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光去交换的。我恰恰喜欢这一点。喜欢自己能够走进并停留在那些重要而迫切、值得下决心如此交换的问题之中。

每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都忍受着那些问题并生活在其中。当抵达那些问题的尽头时——而不是找到答案时——那部小说才得以完成。已不可能与开始写那部小说时是同一个人的我,在写作过程中被改变的我,就从那个状态重新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像锁链一样、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叠相连,新的小说于是开始。

从2003年到2005年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素食者》时,我就那样停留在几个痛苦的问题之中。一个人要成为完全清白的存在,是可能的吗?我们能够多么彻底地拒绝暴力?为此而拒绝再属于人类这一物种的人,会发生什么?为拒绝暴力而拒绝肉食,最终相信自己变成了植物、除了水什么都不愿吃的女主人公英惠,处在为救赎自己而每一刻都更接近死亡的悖论之中。事实上可以说有两位主人公,英惠和仁惠这对姐妹无声地呼喊,穿过噩梦与崩碎的瞬间,最终在一起。因为我希望在这部小说的世界里英惠能一直活着,所以最后一个场景设在救护车内。救护车在燃烧的绿色火焰般的树木间奔驰,清醒的姐姐直直地盯着窗外。像在等待回答,像在抗议着什么。整部小说都被置于那样的疑问状态之中。凝视着,抵抗着。等待着回答。

随后的小说《风在吹,走吧》从这些问题更向前一步。不能为了拒绝暴力而拒绝生活与世界。我们终究不能成为植物。那么该如何前行?在正体与斜体的句子相互冲突、摇晃的这部悬疑形式的小说中,长期与死亡阴影搏斗的女主人公,为证明朋友的突然死亡不是自杀而拼死奋斗。写到最后一幕她用尽全力从死亡与暴力中匍匐爬出的模样时,我在提问。我们最终不是必须活下来吗?不是必须以生命来见证真实吗?

第五部长篇小说《希腊语时间》从那个问题再往前走。如果我们真的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那么在哪一点上这是可能的?失去了语言的女人和渐渐失去视力的男人,在各自的沉默与黑暗中孤独地前行,然后发现了彼此。写这部小说时,我想专注于触觉的瞬间。这部小说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在沉默与黑暗中,把指甲剪得很短的女人的手在男人手掌上写下几个词的那一幕前进。在如永恒般膨胀的瞬间的光中,两人向彼此展示自己柔软的部分。写这部小说时我想问:窥看人最柔软的部分——抚摸那不可否认的温热——凭着这个,我们在这虚幻而暴力的世界中,不是终究可以活下去吗?

在那个问题的尽头,我想象了下一部小说。那是《希腊语时间》出版后到来的2012年春天。我想,要写一部朝着光与温暖的方向再走一步的小说。要用耀眼透明的感觉去充满那部最终拥抱生活、拥抱世界的小说。取好了题目,写到前面二十页左右便停下了,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有某种东西让我无法写那部小说。

在那之前,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写光州。1980年1月随家人离开光州后不到四个月,那里发生屠杀时我九岁。此后过了几年,我偶然发现书架上倒插着的《光州相册》,瞒着大人读了它,那时我十二岁。那本书里收录着反抗发动政变的新军部而被棍棒、刺刀和枪击杀害的市民与学生的照片,是遗属与生存者为了见证因当时政权彻底的言论管制而被扭曲的真相,秘密制作并流通的书。年幼的我无法准确理解那些照片的政治意义,因此那些被损毁的面容只作为对人的根本疑问刻在我心里。人对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吗,我想。同时还有另一个疑问。那是同一本书里收录的照片:为给枪伤者输血而在大学医院前无止境排队的人们。人对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吗。看似无法并立的两个问题相互冲撞,成了无法解开的谜。

所以在2012年春天,在努力想写“拥抱生活的耀眼明亮的小说”的某一天,我在自己内心重新遇到了那些从未被解开的疑问。很久以前我就已失去了对人的根本信任。那么,怎么能拥抱世界呢?那是我意识到,若不面对那个无解之谜就无法前行、唯有通过写作才能穿透那些疑问向前的瞬间。

此后近一年间,我一边为新要写的小说作草图,一边想象一部让1980年5月光州作为一个层次进入其中的小说。后来我去了望月洞墓地,那是同年12月,大雪过后的第二天下午。天色将暗时,我把手放在心口,走出冰封的墓地时想:不要写光州只是一个层次的小说,而要写正面处理光州的小说。我找来收录了九百余人证言的书,用约一个月的时间每天读九小时读完。此后不仅是光州,我还读了涉及国家暴力其他事例的资料,并把场所与时代范围扩大,读了关于人类在全世界、在漫长历史中反复进行的屠杀的书。在那样做资料工作的时期,我常常想起两个问题。那是我二十多岁中期每换一本日记本时都写在第一页上的句子。

现在能帮助过去吗?

活着的人能救死去的人吗?

资料读得越多,这些问题似乎越被判定为不可能。因为持续接触人性最黑暗的部分,我经历了连早已以为出现裂痕的对人性的信念都彻底碎裂崩坏的过程。当我几乎认命、觉得这部小说再也无法推进时,我读到了一位年轻夜校教师的日记。1980年五月当时在光州,军人暂时退去后的十天里成立的市民自治的绝对共同体,他曾参与其中;直到预告军人将返回的那个凌晨,他仍留在道厅旁的YWCA,最终被杀害。据说性格羞涩安静的朴容准在最后一夜这样写道。

“天主啊,为什么我有良心,让它这样刺痛我、让我这么难受?我想活下去。”

读到那些句子的瞬间,我如遭电击般知道了这部小说该往哪个方向去。也领悟到必须把那两个问题这样倒过来。

过去能帮助现在吗?

死去的人能救活着的人吗?

此后在写这部小说期间,确实有过一些瞬间,让我觉得过去正在帮助现在,死者正在救活着的人。我偶尔再去那座墓地,奇怪的是每次去天气都很晴朗。闭上眼,太阳的橙光就充满眼帘内侧。我感到那是生命之光。感到无法言说的温暖的光与空气正包围着我的身体。

十二岁看到那本相册之后我心中怀着的疑问是这样的:人为何如此暴力?同时,人又如何能站在那般压倒性暴力的对立面?我们属于人类这一物种,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人的惨酷与尊严之间,要跨过连接两座悬崖之间那条不可能的虚空之路,需要死者的帮助。就像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年幼的东浩用力拉着母亲的手,朝阳光照射的一侧走去那样。当然,对那些亡者、对遗属与生存者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我都无法挽回。我能做的只是把自己身体的感觉、情感与生命借给他们。因为想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点亮烛火,我把第一个场景设在当时收殓遗体、举行葬礼的尚武馆。在那里,十五岁的少年东浩为遗体盖上白布,点亮烛火。凝视着如淡青色心脏般的火焰的中心。

这部小说的韩语题目是《少年来了》。“来了”是动词“来”的现在式。在被以第二人称称为你的那一瞬间,在朦胧的黑暗中醒来的少年,以魂的步伐朝现在走来。越走越近,成为现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当把人的残酷与尊严以极致形态同时存在的时空称为光州时,光州便不再是指某一座城市的专有名词,而成了普通名词。它是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断回到我们身边的现在式。就在此刻这一瞬间也是如此。

就这样完成《少年来了》并终于在2014年春天出版后,令我惊讶的是读者们坦言在读这部小说时感到的痛苦。我不得不去思考:我在写这部小说过程中感到的痛苦,与读过这本书的人们说他们感到的痛苦,是相连的这一事实。那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想要相信人性,所以当那信念动摇时,便感到自己被摧毁吗?是因为我们想要爱人,所以当那爱碎裂时便感到痛苦吗?痛苦从爱中生出,而某种痛苦是爱的证据吗?

同年六月我做了一个梦。是在飘着疏落雪花的旷野上行走的梦。旷野上满满地栽种着数千数万棵黑色的原木,每一棵树的后面都有坟冢。不知从某一刻起,球鞋底下踩到了水,回头一看,从我以为是地平线的旷野尽头,海水正涌进来。为什么要把这些坟墓修在这样的地方呢,我问自己。下面那些坟墓里的骨头恐怕都被冲走了吧。至少上面那些坟墓里的骨头也该迁走吧,趁还不太晚的现在。可怎么才能做到呢?我连铁锹都没有。水已经涨到脚踝了。从梦中醒来,望着还漆黑的窗子,我感到这个梦在诉说着某种重要的东西。记下这个梦之后,我想这或许会成为下一部小说的开端。

在还不知道那将是怎样一部小说的情况下,我把可能从那个梦延伸出去的几个故事写了开头又删掉,反复如此;从2017年12月起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济州岛租了一间月租房,过着往返首尔的生活。感受着风、光和雨雪每一刻都强烈的济州天气,在森林、海边和村路上行走时,我感到小说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以与写《少年来了》时相似的方式阅读屠杀生存者的证言、研读资料,凝视那些几乎无法转换为语言的残酷细节,尽可能节制地写成的《不做告别》出版时,距离做了黑色树木与涌来的大海之梦的那个早晨,已过去约七年。写小说期间用过的几本笔记本上,我留下了这样的备忘。

生命想要活。生命是温暖的。

死去就是变冷。

就是脸上积起的雪不再融化。

杀死就是使之变冷。

历史中的人与宇宙中的人。

风与海流。

连接全世界的水与风的循环。

我们是相连的。是相连的,

但愿如此。

这部小说共由三部构成。如果说第一部的旅程是叙述者庆荷为救一只鸟而从首尔穿过暴雪、前往济州中山间仁善家的横向之路,那么第二部则是她与仁善一同向人类的黑夜之下——1948年冬天济州岛发生的平民屠杀的时间——向深海之下下降的垂直之路。在最后的第三部,两人在那片海底点亮烛火。这是一部朋友庆荷与仁善像把烛火递出去又重新接过来那样共同牵引着走下去的小说,但与她们相连的真正主人公是仁善的母亲贞心。在屠杀中幸存之后,为了哪怕找到所爱之人的一块骨头也要举行葬礼而一直抗争的人。不终结哀悼的人。怀抱痛苦、对抗遗忘的人。不做告别的人。凝视着她那一生中痛苦与爱以同样的密度和温度沸腾着的人生,我想我是在提问。我们能爱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极限在哪里?要爱到何种程度,我们才终究作为人留存下来?

《不做告别》出版后已过去三年,我至今仍未完成下一部小说。完成那本书之后要写的另一部小说也早已在等待着我。那是与《白》在形式上相连的小说——《白》是想把我的人生暂时借给出生仅两小时便离世的姐姐,想要窥看我们内心那无论用什么都绝不可能摧毁的某个部分。预测完成的时间点一如往常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会哪怕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写下去。我会把至今写过的书留在身后,继续向前走。走到不知何时转过街角、再也看不见过去的那些书,走到生命所允许的最远处。在我走得那样远的同时,虽由我写下却已拥有独立生命的我的书,也会按照它们自身的命运去旅行。在车窗外绿色火焰燃烧的救护车里永远在一起的那对姐妹也会。在黑暗与沉默中在男人手掌上写字、即将重新找回语言的那个女人的手指也会。出生仅两小时便离世的我的姐姐,以及直到最后都对那个婴儿说“别死,别死,求你了”的我年轻的母亲也会。在我闭合的眼帘里凝聚成浓橙色、用无法言说的温暖的光包围我的那些魂,会走到多远呢?在所有发生过屠杀的场所,在压倒性暴力扫过的所有时间与空间里被点亮的、发誓不做告别的人们的烛火,会旅行到哪里呢?沿着从灯芯到灯芯、从心脏到心脏延续的金线?

在去年1月从旧鞋盒里找出的那本骑马钉册子中,1979年4月的我正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

爱在哪里呢?爱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直到《不做告别》出版的2021年秋天,我一直认为以下两个问题才是我的核心。

世界为何如此暴力和痛苦?同时,世界又如何能如此美丽?

长久以来我相信,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内在斗争,正是牵引我写作的动力。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近的长篇小说,我的问题的局面不断变化、向前推进,但唯有这些问题是不变而一贯的。然而两三年前起,我开始怀疑这个想法。我真的是在2014年春天出版《少年来了》之后,才第一次对爱——对连接我们的痛苦——发问的吗?从第一部小说到最近的小说,或许我所有问题最深的那一层,一直都朝向爱?那或许是我生命中最久远、最根本的泛音?

1979年4月的那个孩子写道,爱位于“我的心脏”这一个人的场所。(就在我扑通扑通跳动的胸膛里。)关于那爱的真身,则这样回答。(是连接我们心与心之间的金线。)

写小说时我使用身体。使用看、听、嗅、尝,感受柔软与温热、冰冷与疼痛,心脏跳动、感到口渴与饥饿、行走、奔跑、迎着风与雨雪、彼此握手的一切感觉的细节。作为必将死亡的存在、拥有流着温热血液的身体的我,努力把自己感到的那些鲜活感觉像电流一样注入句子;当感到那电流传递给阅读的人时,我惊讶并感动。在真切体会到语言是连接我们的线,而我的问题正接入那条流动着生命之光与电流的线的瞬间。向所有曾与那条线相连、以及将会与那条线相连的人们,致以我内心深处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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