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市场正剧烈震荡,原因在于政治不确定性。政治、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先行与滞后、主与从上并不分明,但极端状况让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如今金融正在观察看似走向极端的政治的动向。所幸我们手里有一份小抄(cheat sheet)。
恰好在8年前,美国沉浸于特朗普蜜月期,韩国则被朴槿惠总统弹劾议题所笼罩。当时金融市场如天气一般如履薄冰,但实际表现却相当稳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韩国经济的长期低迷开始影响政治,而弹劾议题则被置换为政治僵局将会化解的预期。
如今也大体相同。心理机制不会持久,即便持续下去,也常常带来与个人想法相反的结果。因此,基于“这并非悠闲游戏”的信念,从长期机构投资者视角出发的资产配置战略与制度变化,便是本专栏的主题。
笔者前不久在汝矣岛与两位公共年金基金的现任及前任CIO、资产管理公司代表等人共进午餐。一位前公共年金CIO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单行本送给了笔者。论文对公共年金基金的资产配置及目标收益率设定方法等蕴含深刻洞见。忽然间,仿佛韩定食餐厅的午餐菜单变了。公共年金基金的海外运作案例、资产配置模型、长期目标收益率设定方法等成了对话的“菜单”。大家基于各自的经验与思考,继续展开关于资产配置的讨论。
在公共年金基金的长期资产配置中,比政治不确定性更重要的议题,是影响韩国经济长期增长动能的老龄化等问题。韩国的快速老龄化,与预期寿命延长和低生育率密不可分。
特别是,决定老龄人口比重上升速度的变量之一便是低生育率。长期机构投资者正密切关注生育率变化。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令人担忧人口减少的速度。笔者关注的是,最近被热议的知名演员未婚生育,是否会成为提高偏低总和生育率的制度变化契机。总和生育率是将15岁至49岁育龄女性各年龄段的生育率加总而得。
正如其定义所示,未婚或晚婚必然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在儒家情感浓厚的韩国,已婚家庭各年龄段的生育率应当不算低。是未婚与晚婚的增加造成了偏低的总和生育率。尽管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结婚的政策,生育率的反应仍然微弱。知名演员抛出的“未婚生育之球”将在韩国社会弹向何处,长期投资者正饶有兴趣地关注着。
应对老龄化的长期投资机构资产配置变化也是议题。托老龄化之“福”(?),韩国金融资产正以极快速度增长。其中长期资产引领了增长势头。为应对寿命延长,对年金基金或保险产品的依赖度提高。20年前,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8.3%时,韩国国民年金规模约为100万亿韩元。到2023年末,该比重飙升至18.4%,国民年金资产规模则膨胀至1035万亿韩元。
此外,包括保险资产、退休年金等在内的整体金融资产实现了创纪录的增长。长期投资机构为匹配老龄化带来的负债,集中增加了可长期获取稳定现金流的长期债券、替代资产等以作应对。
这里的难题在于,长期投资机构资产配置中PE(私募股权)/VC(风险投资)的比重偏小。韩国国内长期投资机构的PE/VC等私募投资比重偏低。虽然以长期债券和房地产、基础设施等替代资产进行匹配,但并未扩展至同为长期资产的PE/VC。
相比之下,美国年金基金在提高PE/VC比重的同时,兼享资产分散效果与高收益。代表性案例是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将资产配置中PE/VC比重提高至20%以上加以运作,整体资产收益率遥遥领先。这一业绩被主要机构投资者效仿并推广开来。年金基金运作收益率的提升,正成为美国退休者的依靠。
若目的是应对老龄化,稳健的资产运作便是首要任务。老龄化与风险资产被视作相克。高龄个人基于需求进行消费,因此重点在于防范下行风险,而非勉强追求高收益。若所有个人都专注于追求稳定,整体收益率便会承受下行压力。为应对老龄化,个人的最优选择产生了悖论式的总体结果,即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为实现稳健的资产增长,需要从整体视角进行设计。若持有期间长期化,风险资产的波动性便会降低。有必要通过长期投资控制波动,积极利用PE/VC的高预期收益率。
这与TDF等面向退休者的资产配置中,预计退休时间越远股票比重越高的道理相同。在保险、银行的资产运作中,风险资产与非流动性资产适用较高的风险系数。
这是使PE/VC资产配置比重扩大变得困难的因素之一。长期投资展现出以时间分散和基本面克服波动的魔力。有必要通过对期限越长的资产降低风险系数的制度变化,摆脱合成谬误。唯有如此,老龄化社会的未来才能显现。
*外部作者的稿件可能与本报编辑方向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