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确认,朴正熙前总统去世的“10·26事件”引发全国紧急戒严时,政府曾将相关内容刊载于政府公报。即便处于总统身故的紧急状况,当时仍遵守了宣布戒严须公告理由、种类、施行地区等的法律条款。而尹锡悦政府对紧急戒严的发布与解除均未刊载于政府公报,也未通告国会,被指在程序正当性上存在严重瑕疵。
从Seoul Economic Daily 5日获得的1979年10月27日政府公报看,时任总统代行崔圭夏表示“经国务会议审议,宣布紧急戒严”。公告中写明,以朴前总统身故为由,自27日凌晨4时起在除济州道以外的全国范围宣布紧急戒严。
戒严司令官明确为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陆军大将郑升和。关于国务会议审议,列有包括经济企划院长官申铉碻和外务部长官朴东镇在内的19名国务委员姓名,名单上方写有“经审议宣布紧急戒严”。
不仅如此。1980年5月17日戒严扩大至全国时,新军部也将紧急戒严的宣布刊载于政府公报。当时同样附上了崔总统和时任国务总理申铉碻,以及经济企划院长官李汉彬、内务部长官金钟焕、国防部长官周永福等参与紧急戒严相关国务会议审议的国务委员姓名。特别是全斗焕新军部在1981年还将解除戒严的相关内容公告于政府公报,告知国民。
朴正熙政府时期,戒严令同样通过政府公报公布。实际上,1964年6·3抗争时和1972年10月维新时,政府也都将宣布紧急戒严的事实公告于政府公报。
此类公告依据的是戒严法。1949年施行的当时戒严法第1条规定,总统宣布戒严时须公告宣布的理由、种类、施行地区或戒严司令官。现在也是如此。现行戒严法第3条规定,总统宣布戒严时须公告其理由、种类、施行时间、施行地区及戒严司令官。除措辞的细微差别外,与此前相同。有观点指出,考虑到过去的先例,尹锡悦政府也本应将戒严的宣布公告于政府公报。但政府在总统宣布紧急戒严的本月3日、正式解除的4日以及5日,都没有将紧急戒严的施行与解除刊载于政府公报。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车镇兒批评称,“戒严布告令须通过政府公报或日报等公告才具有效力”,“此次连戒严令宣布及解除的事实都未刊载于政府公报,看来存在问题”。
本报对戒严宣布程序问题的指摘在国会也被谈及。共同民主党籍的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委员长朴柱民表示“10·26时,那时也宣布了紧急戒严,但刊载于政府公报。这次有没有那样的做法呢?(这次)没有”,间接印证了本报报道。
有人推测,戒严在宣布6小时后即告结束,刊载于政府公报可能并不容易。但也有反驳意见认为,若无国会的迅速表决,戒严可能持续更久,因此这难以成为漏发公告的理由。一位前政府人士强调,“即便媒体发达可能使政府公报的意义淡化,但运营和刊载政府公报有明确的理由”,“将难以避免‘连军政府时期都遵守的程序正当性这次却没能遵守’的批评”。
政府内外有声音指出,考虑到过去的先例,公开出席紧急戒严国务会议的国务委员名单也属正常。虽有部分长官按部门公开了出席情况,但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等人并未向媒体明确公开是否出席。国务委员的出席情况与人数,是审视戒严宣布正当性的又一重要环节。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人士指出,“在戒严过程存在较大违宪、违法可能性的情况下,又考虑到过去曾公开国务委员名单,国民有必要知道现职长官中谁参加了此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