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银行的根源与地方社会有着深厚关系。历史上,储蓄银行(Casse di Risparmio, Savings Banks)或“仁慈之山”(Monte di Pieta)之类的机构,正是为地方社会福利与社会援助而设立的。这一传统在银行发展为现代金融机构之后仍延续下来。与普通银行不同,储蓄银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与意大利作为天主教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天主教会的社会责任与慈善精神对储蓄银行的慈善活动影响巨大,并借此为地方社会的福利与发展作出贡献。也就是说,意大利的银行除了管理储蓄、创造利润与收入之外,还承担着财富再分配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
1990年以后改组为储蓄银行基金会,目前共有86家储蓄银行基金会在运作。其中1823年设立、至今以米兰为中心开展活动的卡里普洛基金会(Cariplo Foundation),从1991年到2020年的30年间共资助了3万5600个项目。1823年发端于通常被称为“卡里普洛”的伦巴第储蓄银行(Cassa di Risparmio delle Provincie Lombarde)的该基金会,1991年分拆为银行股份公司卡里普洛(Cariplo SpA)与卡里普洛基金会,其后于1998年合并安布罗西亚诺·威尼托银行成为联合信贷银行(Banca Intesa),经过数次并购,2007年成为总部设在都灵的联合圣保罗银行(Intesa Sanpaolo)。卡里普洛基金会向环境领域的2298个项目提供了共2亿1410万欧元,向艺术与文化领域的1万3786个项目提供了共11亿6120万欧元,向科学与技术领域的2338个项目提供了共5亿3810万欧元,向社会领域的1万7178个项目提供了共17亿3520亿欧元。其中还包括向995个各地区基金会项目捐赠的4亿7240万欧元。
以强化地方美术馆、博物馆艺术品收藏为目的、别称“艺术之门”(Artgate)的联合圣保罗文化项目(Intesa Sanpaolo’s Progetto Cultura),目标是研究、保存基金会的收藏并与公众共享。基金会自1923年起收藏了从古代绘画到现代的767幅绘画、116件雕塑、51件文物及家具,并在米兰(Milano)以及维琴察(Vicenza)、那不勒斯(Napolli)、都灵(Torino)等4座城市分别运营意大利美术馆(Gallerie d'Italia),共展出约1000件作品。除此之外,还收藏了包括考古文物在内约3万件作品,以及古代钱币、家具等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基金会还运营以消除米兰儿童贫困为目标、促进公共机构与第三部门合作的三年期短期项目“Ricetta QuBi”,并另设有6家专业基金会。
1840年设立、2018年与意大利农业信贷银行(Credit Agricole Italia)合并的切塞纳储蓄银行基金会(Fondazione Cassa di Risparmio di Cesena),除社会公益活动之外也收集艺术品,并在切塞纳的旧切莱斯廷修道院(Celestine monastery)展出。并购之后仍展出约70余件作品。
1991年设立的财团法人都灵储蓄银行(Fondazione CRT)资产规模在意大利银行系基金会中位列第三。2023年,基金会凭借所持有的联合信贷银行以及运营管理机场与道路的Mundys的股票分红,取得1389万欧元(约2066亿韩元)的收入。据悉,基金会以此类收入为基础,2021年向艺术、研究、教育、福利、环境、创新等多个领域提供了约6200万欧元(约922亿韩元)的支持,并且自基金会设立以来已向4万2000个以上的项目累计支出超过20亿欧元(约3万亿韩元)。
特别是都灵储蓄银行基金会为实现目的事业,下设6家公司与基金会,其中之一便是“近代及当代艺术支援基金会”(Fondazione per l’Art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CRT)。2000年设立的该近现代美术基金会拥有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当代艺术收藏,藏品包含300位艺术家创作的870余件作品,投入当代艺术品收藏的总投资额超过4100万欧元(约600亿韩元)。基金会的藏品在都灵近现代美术馆(Galleria Civica d'Art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di Torino)与里沃利城堡(Castello di Rivoli)等美术馆展出。
罗马基金会(Fondazione Roma)源自1539年为对抗高利贷惯例、依教皇保罗三世诏书设立的罗马“仁慈之山”,后被1837年由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设立的罗马储蓄银行(Cassa di Risparmio di Roma)合并。此后在1990年代初的金融改革中,出现了继承储蓄银行社会包容事业的罗马储蓄银行(Cassa di Risparmio di Roma)。2007年更名为专注慈善活动的罗马基金会(La Fondazione Roma)。其藏品中,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的作品,尤其是17至18世纪的晚期巴洛克作品,以及包含从教皇马丁五世到方济各教皇的一系列教皇纪念章在内的2500枚以上的纪念章与钱币收藏,被视为极为重要。藏品中约400余件轮流在罗马的希亚拉宫(Palazzo Sciarra)展出。
除此之外,许多储蓄银行也通过收藏进行社会贡献。举几个值得关注的例子,位于马尔凯与翁布里亚地区的法诺储蓄银行基金会(Fondazione Cassa di Risparmio di Fano)收藏着17至20世纪值得关注的意大利绘画。这些藏品在圣多米尼科绘画馆(Pinacoteca San Domenico)展出。
佛罗伦萨储蓄银行基金会(Fondazione Cassa di Risparmio di Firenze)如同要守护文艺复兴的荣光,拥有广泛的艺术收藏。它资助拥有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壁画的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巴尔迪礼拜堂(Cappella Bardi)的修复工作,并赞助乌菲兹美术馆(Uffizi Gallery)的特别展。基金会总部以预约制开放藏品。涵盖14世纪至20世纪的藏品中,有乔托与马里奥托·迪·纳尔多(Mariotto Di Nardo·1365~1424/ 27)等文艺复兴之前的大师,菲利波·利皮(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与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等文艺复兴画家,以及意大利印象派“斑痕派”(Macchiaioli)的乔瓦尼·法托里(Giovanni Fattori·1825~1908)与奥多阿尔多·博拉尼(Odoardo Borrani·1833~1905)等自然主义画家的作品。
博洛尼亚储蓄银行基金会(Fondazione Cassa di Risparmio di Bologna)是1991年银行分离为股份公司与银行基金会时设立的慈善机构。基金会坐落于被称为“博洛尼亚文艺复兴明珠”的萨拉切尼宫(Casa Saraceni),通过购买与捐赠艺术品,帮助美术馆扩充藏品。尤其是基金会总部一层的展厅既保管自有藏品,也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举办展览。基金会拥有丰富的艺术品与古董收藏,并积极参与艺术市场以购入新作品。
如此,意大利以银行业为基础的基金会,在增进所谓“地方社会福利”的同时介入地区事务。这一方式建立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横向互补性(Horizontal complementarity enshrined)原则之上。也就是说,包括文化福利在内的所有福利,由政府与储蓄银行基金会等民间共同分担。并且意味着地方社会的相关方以平等立场参与、合作,整合各自的技术与资源,达成可持续社会的共同目标——福利的这种动态机制。
基金会为实现社会性、人道主义或文化性目的而活动。这得以实现,靠的是持有能够创造收入的资本。根据特雷蒙蒂法(Tremonti Law),基金会经济资源的90%必须在基金会所属地区内、为该地区使用。相比需要极为复杂的公共部门管理的国家,私人治理提供的优势使储蓄银行基金会成为促进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性的核心。在这类基金会特性的基础上,伦理层面更为强化的“伦理银行”(Banca Etica)也于1999年诞生。
━ 社会贡献?只是做做样子的韩国银行们 家庭负债增加的消息对普通百姓意味着艰难,但也意味着银行在赚钱。受新冠疫情扩散影响,2020年以后银行赚了大钱。急剧冷却的经济以及经营与生计陷入困难的小工商业者和中小企业转向银行,政府也通过对从银行贷款的小工商业者和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到期延长、利息偿还延期等支持,使银行只要时间一到就有利息收入进账的贷款资产不断增加。因此据说不仅普通商业银行,连储蓄银行、保险公司等第二金融圈,几乎所有金融行业都实现盈利并取得“史上最高”的利息收入。加之据说某商业银行行长曾向自己的妻家违规贷款数百亿韩元,某银行员工以家人名义“自我贷款”数十亿韩元。再加上金融从业者月薪平均超过1亿的道德风险,令人不由想起意大利的储蓄银行基金会。意大利的储蓄银行是一种把银行通过贷款等钱生钱的生意所赚的钱重新回馈社会,使社会可持续、良性循环的体系。
从我国金融业2022年的社会贡献支出额来看,约为1万1305亿韩元,相当于当期净利润的6%。按部门划分,社会庶民金融为4678亿韩元(41.4%),地方社会·公益领域为4508亿韩元(39.9%),其后是学术·教育部门1010亿韩元(8.9%)、文艺赞助·体育933亿韩元(8.3%)、环境95亿韩元(0.8%)、全球83亿韩元(0.7%)。
只看数字,我国金融业的社会贡献活动似乎也很了不起,但了解内情后不禁令人失笑。首先,占比最高的社会庶民金融4678亿韩元(41.4%)的大部分,是存款人未领取、甚至并不知情而未领取的休眠账户存款或本票等与银行收益并无直接关联的钱,被出资给了为向庶民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而设立的庶民金融振兴院。地方社会、公益领域也是通常的水灾或火灾捐款。学术教育领域大多是奖学金,其中还包括对公司内部员工或员工子女的学费支持。文化艺术支援或体育相关支援金中,包含为自身宣传而运营的棒球队、篮球队等所属体育队的运营经费。但最近新兴的环境问题或海外援助等部门仍然微乎其微。尽管从庶民口袋里掏出的利息是银行的主要收益来源,回馈社会的努力却不足。不,说只是做做样子才更准确。
我国也有必要以法律强制设立与意大利1990年引入的储蓄银行基金会类似形态的机构。我国政府正式将公共福利作为政策引入,大概是1961年制定的生活保护法。此后1977年医疗保险制度、1988年韩国国民年金制度实施,公共福利的范围得以扩大。但政府真正意义上的福利政策,是依据1999年制定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从2000年起国家开始对收入低于最低生计费的所有低收入阶层提供支持。因此可以说,我国政府正式开始提供福利是在2000年以后。
但我国的福利仍被困在生计型福利的枷锁之中。这是因为国家、政府承担一切福利的结构。实际上,我国福利由于概念引入与实践较晚,形成了一切都由政府以税金承担的结构。因此以2019年为准,公共社会福利支出约为GDP的12.3%,低于经合组织平均的20.1%。尤其在老龄化社会与人口减少的背景下,“降低老人贫困率”“强化儿童福利”以及扩充社会安全网等问题堆积如山。因此文化福利相对非常不足,即便给予支持,也以创作者、生产者为中心。过去50多年来一直声称支持文化艺术的文化艺术委员会(原文化艺术振兴院)也是在支持生产者、艺术家,对提升一般国民的文化享受权并无大作为。特别是2017年基金枯竭之后,每年由政府提供1500亿韩元支持,处于逐年勉强维持的水平。
即便在如今被称为已迈入先进国家之列的大韩民国,国家征税承担一切福利仍属勉为其难。当然,普遍性的最低生计费、免费供餐、义务教育、医疗、住房、劳动等基本福利由国家负责是正确的,但包括文化福利在内、国家应提供的福利中的一部分,有必要让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英国的慈善团体、法国的合作社、意大利基于地区的储蓄银行基金会那样的主体分担角色,发挥相互补充的作用。如今不应只在口头上高呼先进国家,而应让国民切实感受到国家体系中至少有一部分真正实现了先进化。
政府也没有必要把为国民福利的政策或事业当作自身权限紧握不放。如今有必要通过与民间协作,特别是通过税制等制度与法律的制定或修订,营造基础,使企业能够履行社会责任(CSR)。并且,如果面向庶民、以庶民存款做利息生意而利润多得无处安放的金融业不自发行动,那么以法律强制银行像意大利储蓄银行基金会那样设立福利基金会、并将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此,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是身为银行主人同时也是客户的国民的正当要求,因此要求政界、政策当局以及金融业作出决断。
▶▶笔者郑俊模是美术评论家、韩国美术品鉴定研究中心(KAAAI)代表。他从东崇艺术中心与Total美术馆策展人起步,担任第1届光州双年展专门委员与展览部长。此后自1996年至2006年出任国立现代美术馆任期最长的学艺室长,策划了近现代美术的重要展览。他也是在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馆、首尔市工艺博物馆等国内多家美术馆及文化机构设立中发挥中枢作用的行政管理者。目前仍持续从事美术品鉴定、美术批评与著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