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铁道工会再次预告罢工,要求解决韩国公共部门劳资关系结构性问题的呼声预计将再度高涨。公共部门劳资关系的特性使其比民间更难化解矛盾、更易演变为罢工,这始终令人担忧。若无法解决可概括为公共部门非正规职劳动者、韩国企划财政部(政府)、工会与市民这四大结构性难题,罢工只能不断重演。
据劳动界24日消息,每届政府都爆发公共部门罢工的主要原因,源自公共部门非正规职过多的问题。劳动界估算公共部门非正规职约100万人(含地方自治团体等)。非正规职在工资等雇佣条件上远不及正规职。文在寅政府在推进正规职化过程中大幅增加的公务职,在劳动界看来实际上也属非正规职。与朴槿惠政府时期罢工一样,今年公共部门罢工的核心口号仍是改善非正规职待遇。公共运输工会副委员长李允熙5日在国会前举行记者会表示:“政府机关公务职和公共机构无固定期限合同职的工资仅为公务员和一般正规职的50~60%水平”,“不改善待遇的政府,就是没有把非正规职当作公共部门的一员”。
第二个难题是,公共部门工会不仅希望与资方谈判,还希望与掌握实质机构运营权的企划财政部(政府)谈判。企划财政部是制定含公共机构人工费涨幅的预算运用指针(公共机构运营委员会)、并对与预算直接相关的经营进行评价的部门。公共部门工会认为,只有企划财政部走上谈判桌,实质性诉求才能得以落实。铁道工会相关人士也无奈表示:“公共机构因总额人工费制度,无法由劳资自主决定工资。”但从企划财政部的固有职能和公共机构格局看,其参与劳资交涉并不容易,成为矛盾诱因。韩国公共机构今年达327家。从今年正规职人均年薪看,首尔疗养院最低,为3749万韩元,与薪酬最高的韩国纳米技术院(1亿769万韩元)相差近3倍。由于各机构特性、人力、工资体系、工会诉求差异过大,企划财政部难以进行统一谈判。
公共部门工会组织率远高于民间也被视为公共部门罢工的原因之一。韩国工会组织率为10%出头,而公共部门自2019年起平均维持在70%左右。以2022年为例,整体工会组织率为13.1%,公共部门组织率则高达70%,超过5倍。通过工会联合解决问题的产业别工会在公共部门也尤为突出。因此,公共部门罢工即使始于单一领域,也会引发连锁反应。有评价认为,每逢经济危机公共部门首先成为结构调整对象,工会的凝聚力与团结力也因此更强。有观点指出,在现政府时期,2022年公共机构定员缩减方针和长期固化的低工资刺激了工会作出罢工决定。
最后一个难题是市民。公共部门罢工不仅如今年这样涉及铁道,还会全方位蔓延至物流(陆路运输)、医疗(医院)、教育(学校)、金融(银行)等领域,始终给市民及经济产业带来损失。从政府立场看,为尽快结束罢工,一直在两种选择之间纠结。许多观点指出,历届政府或如2022年货运连带本部总罢工那样,即便矛盾激烈也采取强硬立场(开工命令),或在不改善结构的情况下仅接受短期诉求,暂时掩盖矛盾。此外,公共部门工会的诉求既是提升工会成员劳动条件,同时也是提升公共性,这也令政府难以化解矛盾。铁道工会要求为安全运行而增补人力就是典型例子。
专家们一致认为,对公共部门劳资矛盾而言,在演变为罢工之前对矛盾进行有效的过程管理才是高效解法。中央劳动委员会去年和今年通过事前调解协助公交工会谈判,阻止了罢工。即在发生劳资矛盾时,像日本和德国那样,由中央劳动委员会这类中立机构积极解决争端。虽为公务职待遇讨论机制却无成果告终的公务职委员会重启问题,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建议的公共部门集体协议效力范围,也被列为需在制度层面解决的课题。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志淳建议:“构建公共机构与政府层面的沟通机制十分紧迫,但(按工会要求)让政府成为交涉当事方,会提高国家财政的不确定性”,“是否仅因在公共机构工作就都视为‘公务员’,公共机构内是否有与职务相匹配的评价体系,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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