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法以公开公共机构所持有的全部信息为原则。只有在存在法定不公开事由时,才可例外地不公开信息。
即便不是现成的信息,而是需要经过一定检索与编辑的资料,公共机构也有义务经过此类作业后向请求人提供信息(韩国大法院 2010年2月11日宣判2009두6001判决等),公开对象信息数量过多也不能成为不公开的理由(信息公开法第13条第3款)。即使是因向他人公开而已被知晓,或通过政府公报等公开、可通过网络检索或图书馆阅览轻易获知的信息,当然也属于公开请求的对象(参见韩国大法院 2010年12月23日宣判2008두13392判决等)。
如此,信息公开法以极为严格的标准对公共机构施加了信息公开义务。因为向国民公开公共机构的信息不仅对国民的知情权十分重要,也是监督作为国家主人所设立之公共机构的基本环节。
然而现实中,我们要从公共机构获得像样的信息往往十分困难。尤其常有以涉及个人信息、相关业务正在进行中或审判等正在进行为由,回复称无法公开信息的情况。当然,如果信息公开会妨碍公正的业务执行等,不公开是妥当的。但也存在公共机构“自身并未持有”该信息,却仅凭所请求信息的标题就附加不公开事由而予以不公开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视为极为重大的违法。因为公共机构不公开信息时,必须具体确认、审查作为对象的信息内容,主张并证明哪一部分与何种法益或基本权相冲突、属于信息公开法第9条第1款第几项所规定的不公开事由(参见韩国大法院 2018年4月12日宣判2014두5477判决等)。依照该法理,对“不存在的信息”甚至不确认其是否存在便作出不公开处分,本身就无法免于被判定为重大而明显的违法。若公共机构连该信息是否存在都不查看,便记载不公开事由予以不公开,国民连“该信息是否存在”这一基本事项都无法知悉,因此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国民的权利。
法院对于就“不存在的信息”所作“以信息不存在为由拒绝公开的处分”提起的行政诉讼,以无法律上利益为由作出“驳回起诉”判决;但对于就“不存在的信息”并非以“信息不存在”之事由、而是以其他法定不公开事由作出不公开处分的案件,立场似乎并未得到一贯梳理。然而,与对不存在的信息以“信息不存在之事由”作出不公开处分不同,对存在的信息既未审查其信息内容的不公开事由,甚至连信息本身是否存在都未确认便作出不公开处分,属于公共机构连信息公开法上所负极为基本而简单的义务都未履行,故应将其视为“重大而明显的违法”并判定为无效。与对不存在的信息以不存在为由作出不公开处分的情形不同,若属此类情形,就应宣告本案处分违法、无效,使被告因未履行信息公开法上的基本义务而致本案诉讼被提起的法律责任完全由被告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