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被称为“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主张美国应发挥主导性领导力、重整并管理国际秩序的外交路线。战后美国通过构建联合国等制度和众多同盟来管理国际安全秩序,通过确立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自由贸易秩序来管理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国际主义外交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超党派支持,多数美国国民也予以支持,因而是国家层面的共识。
在越战中吃了大亏的美国曾短暂回归“孤立主义”。冷战结束后,帕特·布坎南等政治人物也曾倡导“孤立主义”外交,但那只是极少数人的意见。后冷战时期,指出美国外交过度扩张、宣扬“自制(restraint)”的“自制派”的主张也曾一度盛行,但这同样没有超出“国际主义”的范畴。然而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桑格所指出的,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如今已经终结。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要从国际社会中完全抽身,只是意味着美国不再以主导角色管理国际秩序,而且美国也会像地球上其他国家一样,彻底为本国利益而选择性介入。为贯彻被狭隘定义的本国利益,既要增强军事力量,也会视需要不仅打压中国,还会打压同盟。
2016年如彗星般登场于美国大选的特朗普曾发表过大意如下的言论:“中东爆发战争,人们相互厮杀,实在令人痛心。但这与我们的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如果有钱去介入那里,我会把它用在美国身上。华盛顿的精英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夺走了你们的工作。我将用关税把这些全都夺回来。”特朗普的支持群体对这种孤立主义外交极为狂热。
问题在于,这种对特朗普的支持进一步扩大、强化并固化了。民主党自1933年新政以来一直是坚实盟友的低收入阶层、工人阶层,如今已被特朗普的共和党完全夺走。曾是传统支持群体的青年层和少数族裔也纷纷离开,加入了支持特朗普的队伍。这看来不是暂时现象,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美国政党支持群体发生了“重排(realignment)”。考虑到这种政治上的地壳变动,美国优先主义如今应被视为美国的“新常态”。孤立主义外交同样已成为美国外交的新常态。美国管理国际秩序的那个时代结束了。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美国已不存在。这样的美国就是我们今后必须面对的美国。
美国本来就是奉行孤立主义外交的国家。建国之初就以孤立主义外交为取向,一战结束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短暂标举国际主义,但很快又回归孤立主义。一战结束后欧洲上空再次笼罩战云,但美国始终彻底旁观,其逻辑是欧洲的安全局势与美国的安全无关。即便二战爆发后,美国的即时反应也是“中立”。美国是在战争爆发两年后遭遇珍珠港袭击后才宣战的国家。当时孤立主义者还成立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委员会,反对参战。据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就取名于这个委员会。
后年便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250年的美国历史中,二战后70年的国际主义外交或许只是一段例外时期。据彼得·泽伊汉所言,美国原本是一个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意志或战略的国家,是一个靠孤立主义也能吃好过好的国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才认为若继续以孤立主义旁观,可能会爆发又一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介入国际秩序。或许正如泽伊汉所说,美国是“偶然的(accidental)超级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