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民调和极度胶着的大选预测都显得苍白之际,唐纳德·特朗普在开票仅一天后便重返美国总统之位。希望在经济与移民等贴近现实生活的议题上得到答案的美国人,选择了“经过验证的强人”而非全球领导力。考虑到美国主流重视保守价值多于性别或多样性、重视实际经验多于意识形态的情绪,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他的回归所带来的冲击绝不轻。
美国本已倾向本国优先主义与孤立主义,而本次选举中共和党连参众两院都拿下,特朗普由此掌握了更强大的权力。这似乎是包括围堵中国和向盟国转嫁经济负担在内的施压战略将正式展开的信号。为重组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与安保网络,特朗普很可能要求盟国更强的自立与更多的负担,各国与企业因此正加紧防备“美国的一个喷嚏”所引发的经济与安保不安。
危机与不确定性始终存在,但当前国际局势更加险峻。在中美霸权竞争、俄乌战争、中东不稳定之中,对抗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的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扩张等,使新的阵营对决格局日益清晰。
这种“集团化”现象与特朗普第1期相叠加,加深了西方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对民主的信任,并导致威权体制扩散。乔·拜登总统曾以民主与人权为旗帜谋求团结,却碰上了无法把全球领导力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局限。
如今特朗普的回归以“交易外交”为先,再次召回了力量与交易取代原则与信任主导的混乱时代。即便4年后美国重新转向强调民主与国际角色的领导方向,考虑到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的选民倾向,预计也难以回归过去超级大国美国的面貌。
问题在于,这一变化的浪潮可能最先抵达朝鲜半岛。韩国既依赖美国的安保承诺,又与中国有深厚的经济联系,处于双重困境之中。特朗普曾称韩国为“money machine”,要求大幅提高防卫费,并施压称若不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就无法满足安保合作的条件。随着他的再度登场,韩美日合作格局也有可能被改编为以美日为中心的等级结构。这可能大大限制韩国的战略自主性,并导致韩国必须承担更大的同盟成本。
此外,特朗普偏好“自上而下”的谈判方式,因此也有可能为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谈判而排除韩国,转而以军备控制谈判取代无核化。这是越过韩美同盟“安保红线”的问题,令人担忧会加深韩国的战略脆弱性。美国国会虽有可能在朝鲜无核化这类重大问题上制衡行政部门,但在共和党主导之下,这种期待恐怕更不容易实现。
因此,韩国应先发制人地说服美方,韩美同盟对美国同样有益,并在官民学层面持续强调韩国的重要性。同时,对于近期通过紧密韩美合作推进的改善朝鲜人权努力,也亟需制定对策,防止“人权开关”被关掉。
在经济上,美国以保护贸易和减税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而韩国企业则可能面临在美国市场竞争力被削弱的局面。韩国作为截至2023年对美投资第一大国,应提醒美方,韩国是美国盟国中在制造业、尖端技术与软实力方面具优势的重要伙伴,并突出韩美同盟符合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目标。有必要以“让同盟再次伟大(MAGA·Make Alliance Great Again)”为基调加以接近,说服美方相信韩国企业能够通过在美国的经济贡献来强化同盟。
在所有这些挑战之中,韩国最紧迫的课题是克服内部分裂。就连外交与安保都正在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现实,最终难免威胁到国家的发展与生存。
超越党派利害,在安保、经济、外交问题上进行跨党派合作,并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发出统一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现在,大韩民国应在这巨大的浪潮之中坚定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认同,维持在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先导型中等强国地位,并展现团结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