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至19世纪的欧洲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发展商业、积累财富。从君主制那样僵化的等级社会转向个人自主探索自身生活的社会,个人的政治自由之外还带来了经济成就。然而,在物质富足背后,对不平等的不满也日益增长。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主义以“共同体成员共同富裕的社会”这一理想价值为旗帜,主张共同体应先于个人,由此渗入知识界。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也顺势而为,把当时拥有经济实力的犹太人界定为反社会群体,更推崇公务员这类服务于共同体而非个人富足的职业,主张由政府主导重建强大的德国。中产阶级对此表示支持,为希特勒铺就了独裁之路。
诺贝尔奖得主、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1944年初版的《通往奴役社会之路》中,以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为例批判社会主义,并向当时如潮流般附和社会主义的欧洲知识分子发出强烈警告。当然,在新村运动或为挽救经营困难的公司而展开的劳资合作这类小规模共同体中,成员利益一致,大家也会自发合作。但在整个社会中,自由思考的个人之间利益各不相同,因此往往连什么是共同体利益都难以达成民主共识。哈耶克强调,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尊重个别成员的自由选择,而是强调需要有一个能决定这一切的“决策者”。结果,社会主义会强迫想法不同的成员进行非自愿的合作,并以共同体利益之名包装对他们自由与人权的侵犯。哈耶克认为,这正是通往独裁之路被打开的原因。
纵观20世纪,世界目睹了消除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独裁权力。消除不平等是所有人的愿望,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出现了独裁权力。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出现独裁:以平等这一理想为名义结成集团,并且国民接受了这样的煽动——对不属于该集团的个人,限制其自由、侵犯其人权也无妨。其结果是,除掌握决定权的统治阶层之外,所有国民都必须“平等”地过着失去自由与人权的生活。为建设强大的雅利安国家而附和希特勒、对犹太人人权视而不见的德国国民,在纳粹统治下的生活也并无不同。因为那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平等更为邪恶的“畸形平等”,哈耶克称之为奴役社会。
2020年大流行初期强制佩戴口罩时,我国国民非常好地遵守了这一指引,地铁上所有乘客都戴着口罩的照片还被外媒报道。保护自身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防疫这一公共利益而忍受不便的选择。当时我曾向学生提问:想象一下,深夜打完零工准备回家,口罩带子断了,不得不素面上了地铁。其他乘客可能瞥一眼后心想“总有什么缘由吧”,随即漫不经心地专注于自己的智能手机;也可能以鄙夷的目光持续侧目而视。对于实际情况会如何这一提问,大多数学生苦涩地回答是后者。
国民忍受不便值得称许,但对不戴口罩乘客的反感,正是社会主义式思维的一个侧面。这种想法积累起来,可能发展为危险的集体主义。那是一种利益一致者聚在一起、组成只属于自己的共同体,把自身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并把不同意者斥为反社会越轨行为的集体主义。这种被称为粉丝圈的集体主义,把作出与“我们”不同选择的人当作攻击对象,用侵犯其人权的内容铺满社交网络服务和评论区,甚至演化为祸国的粉丝政治。当对个人自由与人权的侵犯这样日常化,80年前哈耶克的警告也可能在我们身上成为现实。我们需要睁大眼睛,审视当下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