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Seoul Economic Daily记者与共同社驻韩特派员渡边夏芽组成的韩日联合采访团,通过“0.7与1.2低出生率解决方案”系列报道,探寻两国面临的低出生率问题的解法。虽然在韩国、日本以及欧洲的部分企业和地方自治团体等处找到了典型案例,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的不是少数人的改变,而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方向性转变。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参与采访的两国记者与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常任委员崔瑟基、翰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敬雅、嘉泉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柳在彦共同举办座谈会,探索低出生率的根本性、长期性对策。会上讨论了通过多样化制度激励缓解竞争与差距的方案,以及兼顾性别平等和中小企业的精细政策设计等。在此过程中,有观点指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极为重要。
上月23日,聚集在首尔钟路区Seoul Economic Daily会议室的专家们在回答记者关于低出生率根本原因与解法的提问时表示:“首先,只要求激烈竞争的社会氛围必须改变。”
崔常任委员提到医学院升学热潮,解释说:“如果所追求的梦想只有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变得竞争性十足;但如果梦想各不相同,竞争样态就会改变。”也就是说,应当出现多元化的取向,取代所有人为接受私教育而涌向首都圈的竞争。这听起来或许像宏大叙事,但也是可以通过制度改善来引导的部分。申教授建议:“应增加盲选招聘,并考虑韩国银行行长李昌镛最近提到的大学入学按地区比例录取制等方式,以缩小差距。”
也有观点指出,低出生率问题的原因与样态复杂,因此精细的政策设计是核心。崔常任委员解释说:“福利政策是针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政策,而人口政策的范围更广,这一点差别很大。低出生率问题上,除最上层之外,结婚与生育之难的样态各不相同。”“这正是必须全面思考如何适应各种情况的原因。”申教授提到“婚姻阶层化”正在普遍化,意思是能获得父母经济支持、拥有稳定工作的中产以上阶层结婚的概率正在上升。她表示:“属于非正规职或面临经济困难等、结婚最为困难的青年层约占全体青年的40%”,“既要实施兼顾这些群体的广泛政策,也需要针对特别需要更多支持的群体和中产群体分别量身定制支援。”
从性别平等视角出发的精细政策设计,正以与其重要性相称的速度融入制度。申教授指出:“有必要引导男女双方都使用育儿休假和弹性工作制,以免女性停留在‘妈咪轨道(mommy track)’上。”所谓妈咪轨道,指主要是女性在生育后选择育儿休假、弹性工作,从而在晋升上比男性处于不利地位的倾向。崔常任委员也同意性别平等是关键,并强调:“仅扩大面向女性的支援是不够的,让男性也共同分担难处、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向性很重要。”今年6月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的6·19对策中,包含到2027年将男性育儿休假使用率提高至50%的目标值,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
目前在大企业或政府机关,男性使用育儿休假比过去容易得多,但要实现50%的目标值,中小企业男性劳动者的使用率也必须提高。因此,政府也改善了制度,向男性育儿休假仍然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育儿休假替代人力雇佣支援金、同事业务分担支援金等,以减轻其负担。
申教授指出:“本系列报道中提到的日本《女性活跃推进法》,类似制度我国也有,但不够积极。”“如果切实推进要求企业公开女性录用比例、在职天数、管理职比例等的性别劳动信息披露制度,短期内就能取得成效。”性别劳动信息披露制度目前仅适用于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
也有观点指出,正如采访团此前在报道中所写,企业与政府的协作必不可少。柳教授表示:“报道中介绍的KB国民银行‘附再雇佣条件的育儿离职’制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政府层面做不到的事,也是难以在全国推广的制度,但只要各家企业自发提出创意,就会出现适合各个工作场所的定制化制度,并可能扩散到其他类似企业。”崔常任委员也补充说:“确实存在难以实行弹性工作的职业或企业。企业层面应设计符合岗位的弹性工作方式,而对没有这种余力的企业,政府应从企业竞争力的角度积极予以帮助。”
不过也有观点指出,必须清楚认识将海外成功案例移植到韩国时的局限。此前的策划报道除了文化与韩国相近的日本之外,还涉及德国、匈牙利等国的照护体系与政府支援政策。但专家们表示,在仍然强烈倾向于把生育、育儿视为女性之事的韩国,推行欧洲式政策可能相当困难。此外,在非正规职比重高、与正规职差距大的韩国,无法原封不动引入德国等国的弹性工作制度;匈牙利与韩国不同,希望生育的青年层比重高、重视家庭的文化浓厚,这些也被指出是需要考虑的部分。
关于移民与非婚生育的讨论也随之展开。渡边特派员说明称,她关注日本所没有的韩国“非婚”现象,并实际采访过举办了非婚仪式的韩国女性。申教授指出:“韩国因儒家文化,单亲家庭本身就很艰难,而欧洲的结婚与生育是分开的。”“虽然不容易,但如果有人想不结婚而生育,社会应展开讨论,让他们能在不受不利对待的情况下获得必要支援。”柳教授表示:“即便像法国那样支持非婚生育,非婚生育也不会突然增加,但现在我国青年只有生下来或人工流产这两个选项,存在局限。”“应打开选项,让第三种选择成为可能。”
崔常任委员表示:“多民族、多族群的融合即便对美国来说至今也不容易,但在韩国滞留的外国人比重已达总人口的5%。”“此前来韩国的主要是低技能、短期外国劳动者,如今应思考让他们滞留更久、共同生活的方案。”柳教授补充说:“包含将移居劳动者纳入人口政策方向的《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基本法》已被提案,政府也在积极推进。”“不应只停留在外国劳动者支援政策上,为了让外国人以家庭为单位定居,可以考虑对在韩国境内生育者给予韩国公民权或国籍。”
与会者期待,这些变化最终将带动韩国经济与社会的新一轮增长。柳教授预计:“如果国家为失败后重新挑战奠定基础,人们就会做出更多样的选择,增长的成果也会自然形成。”意即在这样的变化中,会有更多人关注组建家庭或生育。申教授提出:“与把‘家庭’列为最重要价值的其他国家民众不同,韩国人选择的是‘钱’。这并非因为韩国人市侩,而是因为资产差距不断扩大而福利却很薄弱。”“无论出生在什么样的父母之下,国家都会照料基本需求,这样的信号很重要;从这一层面看,强化发放至成年的儿童津贴也是好办法。”她还补充说:“虽然我总体上反对现金支援,但对儿童津贴抱有期待,因为它能形成‘国家会支撑我的人生’这样的信任。”
崔常任委员强调:“迄今为止的增长机制遇到瓶颈,这与人口问题也交织在一起。”“今后必须创造新的增长机制。”她接着叮嘱:“出生率处于危机状况令人痛心,但正因如此才可能成为变革的机会。”“如果连这个机会也错过,可能面临难以想象的局面,因此应在形成共识之时切实推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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