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执政两年间,因罢工造成的劳动损失天数仅为历届政府的37%。”
这是尹锡悦政府与执政党自去年年底至今年频繁提及的、被视为劳动改革成果的统计之一。他们称,由于国政方向确立了劳资法治主义,劳资关系趋于稳定。从数字上看确实如此。实际上,去年的劳动损失天数为36万天。自2011年以来,仅有2022年和去年处于30万天水平。
然而这一统计并不能完整说明劳资现场的情况。与劳动损失天数应一并观察的劳资纠纷件数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去年劳资纠纷件数为223件,同比激增约70%。从2011年以来的年度走势看为最高值。此外,衡量劳资双方是否以对话与合作化解矛盾的指标是劳动委员会的调解成立率,而去年为43.3%,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值。
“政府所信赖的指标”之外的现实可谓惨淡。2022年6月,造船厂承包企业工会会员柳崔安自制“铁制牢笼”,将自己困在其中51天。去年5月,建设工会会员梁会东自尽;5个月后,出租车工会会员方永焕自焚。本月2日,约1000名市民乘坐大巴前往探访并声援在约9米高的工厂屋顶进行300天“复职静坐”的朴贞惠、苏贤淑。
即便情况如此,高举劳动改革旗帜的政府仍无视现实,自评劳资关系已趋稳定。与推进改革的历届政府一样,劳政关系依旧不稳。改革意味着超越政策层面的重新拆解与修正。任何改革都必然给被触动的一方带来损失。既然是劳动改革,劳动界感到不安并加以反对,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改革现在必须推进”,首先应回顾劳动改革的过程。政府初期将劳动改革定义为“劳动市场改革”,却突然去掉了“市场”二字。改革方案的核心是,要改变工资两极化和就业差距过于严重的劳动市场,首先需要改革工资体系与工作时间,这一决定令人费解。韧性也不足。当工作时间改革方案引发长时间劳动、健康权恶化的担忧时,政府未能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便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劳动改革转向了工会卡特尔化、工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引入、带薪工会活动时间(免除工作时间)的劳动监督、削减工会补助金及支援项目等“工会改革”。
不能只看支持劳动改革的国民,也必须不断与反对的国民会面并加以说服。对已被政争搅得头晕、仅高物价就难以承受的国民,反复念叨“改革就是民生”的修辞是空洞的。仅靠强推改革无法赢得国民共鸣。仅凭“没问题”的咒语,劳动改革不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