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延长退休年龄在内,解决持续雇用问题的核心争点可以概括为:能否通过放宽就业规则不利变更程序,在调整年功型工资体系上达成妥协。有观点指出,这两项议题上劳方与经营方赞否分明,且在现场爆发力极强,此前连切入方式都难以找到。但也有评价认为,若维持这两项议题的现状,无论出台何种持续雇用方案都难以在现场落地,并可能进一步加剧就业市场的工资与岗位不平等。
据经营界与劳动界31日消息,为制定持续雇用方案,参与总统所属社会对话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下设持续雇用委员会的劳资双方,自10月24日第8次会议起正式开始讨论工资体系改革。若该委员会达成劳资政协议,协议案将进入政策化程序。
经营界持续主张,与工资体系改革相关,就业规则变更应更为容易。经营界认为,《劳动基准法》规定就业规则变更须获得由过半数劳动者组成的工会或过半数劳动者同意,这一法律条款使变更过于困难。因为工会自然不可能同意对自身不利的就业规则变更。
经营界主张,需要采用伴随工资削减的退休后再雇用作为持续雇用方式,同时必须配套改善就业规则不利变更程序,因为工资削减属于就业规则上的不利变更。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去年7月对1047家30人以上企业就持续雇用政策进行的问卷调查,政府优先支持措施(多选)中,“为确保工资弹性而改善就业规则变更程序”以47.1%居首。
经营界主张的背景是,若在不削减高龄层工资的情况下延长雇用期间,成本负担过大。韩国经济研究院2020年发布称,若在不削减工资的前提下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以上,全体企业须承担的追加成本估计每年约15.9万亿韩元。韩国开发研究院2020年分析延长退休年龄影响的结果显示,延长退休年龄受益者每增加1人,青年就业减少0.2人。这意味着因高龄层雇用维持的成本负担,企业招聘青年的余力显著下降。
问题在于,放宽就业规则不利变更程序敏感到成为劳资谈判桌上的“禁语”。劳动界担忧,若放宽该程序,因不当、不合理的就业规则而受害的用人单位将大幅增加。在讨论60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时,劳资双方也曾结合工资封顶制讨论该议题,但最终未能找到共识点。与尹锡悦政府一样推进劳动改革的朴槿惠政府曾同时推动一般解雇与放宽就业规则不利变更条件,结果导致2016年9月15日劳资政大妥协破裂。巧合的是,当时宣布妥协破裂的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目前也作为劳动界代表参与持续雇用委员会。
若按经营界主张放宽就业规则变更程序,工资体系改革可以加速。经营界与政府希望的工资体系改革方向是降低薪级制形成的年功性。1970年出现、被称为大企业工资体系代名词的薪级制,是工龄越长工资越高的结构。采用薪级制的大企业为10家中6家。
薪级制有两大弊端。一是阻碍按业绩的公正报酬。据韩国劳动研究院以事业体面板调查为基础进行的绩效管理体系分析,2019年对3.4527万家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人事考核提出异议的比率为9.3%,超过同样方式的2015年调查比率(4.1%)的两倍。
此外,薪级制也是加剧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劳动者工资差距的因素。据韩国雇佣劳动部以去年6月为准的雇用形态别劳动实态调查,若将300人以上单位正式职工时薪设为100300人以上非正式职工时薪为67.2300人以下非正式职工则降至44.1。此外,指中位工资三分之二以下的低工资劳动者比重为16.2%,未能较上年改善。就业市场的低工资固化正在加重。
但有观点指出,就业市场自身无法打破由工资体系造成的恶性循环。因为概括为正式职与非正式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总承包与分包的两个层级之间工资差距过大,实际上难以流动。
韩国退休年金开发院会长金庆善建议:“薪级制正在妨碍高龄者的长期雇用稳定”,“为缩小薪级制造成的生产率与工资差距,劳资双方应积极推进工资体系改革。”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赵俊模建议:“放宽就业规则不利变更程序,可以考虑不适用于全部代际,而将60~65岁作为适用例外的方式”,“政府应帮助劳资设计工资体系,并扩大对高龄者的职业培训、咨询等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