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7 | 세종=심우일 기자,김혜란 기자

国债增加则实际收入减少…“应尽快推行量入为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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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债务增加会推高物价,并使劳动者实际到手的收入相对减少。有观点指出,政府负债增加对家庭的影响表面上看似不大,但实际上会对物价和实际收入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这成为必须维持财政健全性的又一个理由。

据韩国财政学会25日消息,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俊相团队当天在该学会秋季学术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财政健全性对物价的影响》的论文。

研究团队调查了2000年10月至去年11月的政府负债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等数据。他们认为,财政健全性恶化会引发国家信用风险上升和韩元走弱,从而推高进口物价。此外还分析称,政府负债增加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进而推高国民的预期通胀。预期通胀上升则会带来实际物价上涨。

基于上述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负债增加1%,物价最多上涨0.15%。政府负债对应的财政支出增加约1个百分点,物价也最多上涨0.13%。问题在于韩国的政府负债正在快速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韩国今年为52.9%的一般政府负债(D2)将在2026年突破55%,2029年(58.2%)超过德国(57.8%)。也就是说,可能形成“政府负债扩大→物价上涨→劳动者实际收入减少”的链条。全国家庭实际收入今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0.8%,但仅第一季度就因高物价而减少1.6%。

新冠疫情之后的2022年,韩国消费者物价涨幅高达5.1%。俄乌战争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全球各国政府为克服新冠疫情而释放的巨额流动性也起了作用。仅以韩国为例,2022年反映国家财政状况的管理财政收支为117万亿韩元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说明财政支出规模之大。管理财政收支是指政府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后,再扣除韩国国民年金、雇佣保险等社会保障性基金收支后的数值。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俊相研究团队的分析,其意义在于证明了政府支出会影响物价。在海外,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级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切斯科·比安基曾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通胀的主要原因,但在韩国国内对此进行实际论证实属首次。研究团队解释称,“财政冲击对消费者物价的贡献度在2022年第二季度转为正值”,“这意味着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过程中,财政政策对消费者物价的正向贡献有所增大”。同时补充称,“自2022年第三季度起随着健全财政基调得以维持,财政冲击对物价的贡献度再次下降”,“财政健全性恶化可能刺激家庭的预期通胀,因此必须妥善管理财政状况”。

研究团队尤其分析称,在财政健全性不佳的状态下政府大举撒钱,对通胀的影响更大。仁川大学经济学教授黄圣铉表示,“一旦出现财政赤字,(由于政府资金需求增加)利率就会上升,而为了抑制利率上升,又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增加可能刺激物价”。李教授研究团队也指出,“在财政健全性未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实施扩张财政,可能引发长期通胀”,“在需要应对危机和刺激经济时,应通过削减负债来努力实现健全财政”。

问题在于,由这种财政扩张引发的物价上涨会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仅以物价大涨的2022年为例,上半年全国家庭实际收入有所增加,但第三季度(-2.7%)和第四季度(-1.0%)连续录得负增长。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朴基白表示,“如果工资涨不过物价,由总需求引发的物价上涨压力会使人们可支配的钱不可避免地缩水”,“新冠疫情时期经济极度低迷,因此财政支出并未刺激物价,但当前情况与那时不同,需要考虑实际收入减少的问题”。

专家们一致认为,健全的国家财政在物价稳定方面也很重要,因此必须谋求可持续的增长战略。尤其是今后受低出生率和老龄化影响,政府支出将不可避免地激增。据韩国企划财政部数据,强制性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的占比预计将从今年的52.9%升至2028年的57.3%。国家债务预计也将在同期从1195.8万亿韩元增至1512万亿韩元,增幅达26.4%。政府一位相关人士强调,“尽管情况如此,以在野党为中心的全民25万韩元补贴等讨好式撒钱政策仍层出不穷”,“其意图是帮助低收入阶层和普通百姓,但实际上等于向全体国民征收看不见的税”。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财政社会政策研究部研究委员李康求主张,需要有选择性财政支援的理由就在于物价管理。他解释称,“扩张性财政支出明显会对推高物价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应在不推高物价水平的范围内,以低收入阶层或确有政策需求的阶层为对象推行政策”。

考虑到这些因素,有批评指出,政界应积极推动将管理财政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控制在-3%以内的财政准则立法化,并推进支出结构调整。引入按支出增加额相应增加收入或削减其他支出的“收支平衡”(pay-go)原则也被视为一种替代方案。釜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崔炳浩表示,“目前(法定)强制性支出已升至整体的53%”,“只有改革占比较高的强制性支出才能提高财政健全性,而这需要修法,因此政界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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