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果显示,即使仅对住宅资产排名前10%的群体提高财产税率,并以基本收入形式分配给全体国民,国民整体消费生活水平仍会下降。有观点指出,像综合不动产税那样针对富裕阶层的精准加税,结果只会降低整个国家经济的社会效用。
据经济学界21日消息,梨花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石炳勋近日在韩国计量经济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的论文《财产税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石教授分析了对持有住宅价值处于前10%的家庭提高0.1个百分点财产税率后,韩国社会福利会发生多大变化。社会福利以相对基准经济的年度消费支出变化来计算。石教授将不动产资产剧烈波动之前的2017年设为基准经济。
随后,他将政府把财产税率上调0.1个百分点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分为△平均分配给所有国民(转移支出)与△用于政府公共支出(政府支出)两种情形,分析国民消费生活水平的变化。
结果显示,在转移支出和政府支出两种情形下,国民消费生活水平均下降0.003%。石教授解释称,尤其“转移支出”情形与对不动产富人提高综合不动产税后将其用作基本收入财源的案例类似。
据推算,若扩大财产税加税对象,社会福利减少效应还会进一步扩大。对住宅资产排名前20%的群体将财产税率提高0.1个百分点并以基本收入形式分配该财源时,年度消费支出减少0.007%;用于公共支出时也减少0.008%。特别是对所有家庭提高财产税时,无论超额税收用于公共支出(-0.021%)还是转移支出(-0.014%),社会效用减少效应都较大。
不过,仅对持有高价住宅的家庭提高财产税时,出现了住宅资产不平等程度下降的效果。实际上,仅对住宅价格前20%家庭提高财产税率时,无论超额财源用于政府支出还是转移支出,以住宅价格衡量的基尼系数均下降近7.11%。仅对前10%家庭提高财产税率时,以住宅价格为准的基尼系数也减少4.46%。
但以全部资产扣除贷款等家庭负债后的净资产为准的基尼系数,改善效果相对较小。例如,仅对住宅资产前10%征税并将其用于政府支出时,基尼系数没有变化;用于转移支出时,基尼系数也仅下降0.024%。
石教授表示:“针对前20%的财产税加税具有降低住宅资产不平等程度的效果”,但同时解释称:“从可以避免社会福利进一步减少的角度看,不提高财产税率才是最有利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