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出头的A某女孩案件移交检方,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乍看是一起涉及年幼学生的性交易案件。但在水原地检安山支厅刑事二部检察官柳熙京(律师考试第4届)眼中,疑点不止一两处。
首先从卷宗数量等来看,案件经过并未详细记载。只写有性交易的嫌疑,A某究竟经历了什么并未如实呈现。而且只记录了“给了钱”等加害人B某的陈述,A某在警方调查中说了什么却被遗漏。以当时的状态,柳检察官连起诉书本身都难以正常撰写。
尤其在调查被指为加害人的60多岁B某时,疑虑进一步加深。案件发生在去年8月。A某与朋友通话时讲述自己被B某侵害,同住的祖母听到后报警,侦查由此启动。B某是住在A某家附近的邻居。两人没有交情,但属于出入之间可能碰面的关系。B某陈述称,他深夜发现独自待在公园的A某,出于好奇心而上前接近。他还主张是给钱后达成合意的性关系。但随着检方调查展开,此前未被查明的具体性行为等浮出水面。同一案件中,B某在警方与检方侦查阶段的陈述略有不同,矛盾之处被柳检察官捕捉到。柳检察官随即着手对A某进行调查。
传唤A某进行调查时,柳检察官最为用心的是营造有利于准确陈述的氛围。A某年纪尚小,连小学都未毕业。因此柳检察官不在检察官办公室、而在录像室进行调查,并将参与人员限制为2人。只有柳检察官与儿童·青少年专责调查官参与调查,以便A某能够安心陈述,这是一种体贴。
柳检察官表示:“由祖母抚养长大的A某因羞耻心,在警方调查时似乎未能如实开口”,“在有充分时间的交谈中,此前调查未曾出现的事实一点点显露出来”。经过深度面谈等2次调查,查明B某接近A某后说过“妻子去世了,没有人可以说话”“谢谢你像朋友一样陪我聊天”等话。他还给零花钱,并以“去吃点好吃的”为由带其去附近便利店。检方也取得了B某转给A某的账户记录。这成为检方判断B某所给的钱并非性交易对价、而是为诱引A某而博取好感之手段的依据。这正是揭开真相的时刻——并非单纯的性交易,而是儿童性侵害。柳检察官还向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申请陈述分析官参与调查过程,进一步增强了A某陈述的可信度。陈述分析官负责分析儿童及智力障碍者性暴力受害人的陈述,判断其真伪。最终,检方并非以性交易、而是以性侵害(违反《儿童·青少年性保护相关法律》)、违反《儿童福利法》(对儿童强迫淫行、居间介绍、性骚扰等)罪名将B某拘留起诉。B某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这是B某承认全部犯罪事实、并与A某一方达成和解的结果。
另一方面,检方为A某召开了有关机构参与的受害人支援案件管理会议,决定并正在实施心理治疗等支援。此外还提供了防止A某再次暴露于犯罪的指导帮扶、学费等经济支援。






